沈从文110年

　　他在初涉人世的时候见证了太多的杀戮和纷争，他在当好的年纪爱上了执手一生的女人张兆和，他在喧嚣的城市中魂牵梦绕于故乡的山水，他曾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他在苦难的拉锯战中用沉默对抗粗暴，他曾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2012年12月28日是他110周年诞辰日，他就是沈从文，一个生前寂寥死后荣耀的写作者和思想者。

　　《边城》是他为自己的乡土和人民所写下的史传，也是对乡村文明解体的挽歌

　　现在，大凡专门到湘西凤凰县一游的人，都是为了沈从文而来的。用黄永玉的话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从文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

　　沈从文一生经历卓特，近乎一部传奇。

　　他14岁时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2年凭着及湘西人特有的野劲，硬生生地闯进了冠盖如云的北京。沈从文当时的生活状态，大致等同于现如今潜伏于北京各个名校周围的考研族，只是更加艰难——每天早起，吃馒头咸菜，之后步行进宣武门，一头扎进京师图书馆，苦读终日。

　　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任何文凭学位、曾经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的青年，用湘西的河水滋润了在一派酷烈的“西风”中枯萎断绝的中国诗魂。有了他的《从文自传》，有了他的《湘行散记》，有了他的《湘西》，有了他的《边城》和《长河》，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又有了一片水意深沉的沃土。

　　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为自己的乡土和人民所写下的史传，也是苦难心灵史。在一封家书里，他这样写到过，“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

　　小说《边城》改编的同名电影剧本里有一句描写：“虎耳草在晨风里摆着”，沈从文对这个文学剧本的许多细节有过十分仔细的修改和批注，其中对这一句，他这么注解道：“不宜这么说。虎耳草紧贴石隙间和苔藓一道生长，不管什么大风也不会动的。”

　　这种很平常的小草，也是小说里的翠翠所最最喜欢的，并且在梦里采摘过的。沈从文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叮嘱家人，不开追悼会，不搞任何纪念活动。他的灵堂上也不播放哀乐，只播放他生前最喜欢的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他一生的命运也是一阕“悲怆”。他安睡的枕边，放着一小盆他生前最喜欢的家乡的小草——“虎耳草”。

　　沈从文一直把自己当作乡下人，他仿佛有些瞧不起知识阶级，这从其晚年未完成的一篇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中可见一些象征意味。与当时知识阶层所拥有的闻风而动的本领相比，他这个乡下人则显得质朴诚实许多。在当时巨大的政治风波下，沈从文选择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在这个角落里他并没有苟延喘息，而是安身立命。

　　一个被误解的乡下人：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纪的人?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当这个诗中的女子在现实里老去的时候，别人指着“他”的肖像问病床上的她， “认识吗?”“好像见过。”又说，“我肯定认识。”但她已说不出“他”的名字。

　　那是2003年的春天，张兆和93岁。

　　沈从文说：“我走过无数的桥，看过无数的云，喝过无数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好年纪的人，我应当为自己感到安慰。”这个女子就是张兆和。

　　张兆和与沈从文相识于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沈是教师，张是学生，两人相差八岁。沈从文大概从1928年开始对兆和的追求，兆和18岁，大学二年级，她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很多男生仰慕、追求她。一心向学的兆和却把一封封求爱信编成“青蛙1号”、“青蛙2号”留存起来，不予理睬。

　　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沈从文递给他的一封信，打头第一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少女有点懵，但还是不动声色编号为“青蛙13号”留存起来。此后，他写下许多完全没有自尊的呓语，“做奴隶算什么?就是做牛做马，或被五马分尸、大卸八块，你也是应该豁出去的!”

　　校长胡适早就有心撮合这对才子佳人，愿意出面向张父说媒，还强调“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而张兆和毫不示弱，脱口而出：“我顽固地不爱他!”

　　张兆和的家人比张兆和更早地接纳了这位文坛天才，张兆和坚如磐石的心也开始动摇起来，她自己说，“是因为他信写得太好了!”细究起来，这动摇究竟是因为沈从文文字的蛊惑力，还是因为他骨子里的善良，或者是滴水穿石的顽固，甚至他的名声、胡适和家人的认可?

　　1933年，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的教职，9月9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并没有正规的仪式，新房也很寒碜，只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锦缎百子图罩单增添些许喜气。但对于沈从文来说，他这个乡下人，终于喝上了爱情的“甜酒”。

　　至于张兆和，最初明显不爱沈从文，甚至“连他写的故事也不喜欢读”，还觉得沈从文经常流鼻血是古怪不体面的事，但她到底嫁了这个令她日久生情的男人。

　　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并不代表灵魂的相通相知， 张兆和在1995年整理出版《从文家书》的时候，写过一段《后记》，“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对沈从文的再认识，不止是从他的妻子开始。最新出版的以沈从文长子沈龙朱口述为主体的《沈从文家事》，改变着人们的认知。

　　1949年5月30日，沈从文写道：“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沈龙朱“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去触摸插销，觉得不对头：‘啊?是要中电的呀!’”几天后，沈从文用锋利的刀片把手腕脖子都割了，家人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把他送进北郊精神病医院。

　　在“文革”中，沈从文一家从三间房缩为二间房，最后只剩下一间房。

　　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是在沈从文离世数年后，在整理其遗作和日记后才逐步理解了他。

　　被故乡吃掉的商业沈从文：“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一书里说，沈从文“把地方风情写得很迷人，使评论家和读者一直在争辩他的乡土文学有多少真实性”。

　　《边城》是对乡村文明解体的挽歌。沈从文遭受的误解在于，许多人仅仅视他为一个天才的美文作家，而忘记了他是一个思想家和战士的事实。在介绍他思想精华的《中国人的病》出版后，情况有了微弱的改变。

　　“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今天来看沈从文，应该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时空中去理解。“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在当下的境遇中，重读沈从文并重提“生命”的概念，意义何在?

　　他对自己的乡土与人民的爱与知，让人想到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给自己故乡列宁格勒的一句话：“我回到我的故乡，熟悉如眼泪，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但时至今日，他如果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笔下那个想象出来的“湘西”，已经消失了，故乡藉着他的大名荷包渐鼓，而他却好像永远失去了故乡。

　　蹩脚的仿古建筑破坏了小城的视线，那个“遗世独立、生活太平、原始能量异常充沛”的“世外桃源”，已变得难以辨认。

　　生前寂寞，死后荣耀。

　　故乡派人下跪请回了沈从文的骨灰，想做成墓园供人凭吊。沈龙朱他们制止了县政府一次次扩建墓园的冲动，却阻止不了当地人的盖房狂潮，“违章建筑一直逼近墓地，墓地跟城区之间，原来很好的沅河自然风光全没了，变成两边全是房子非常狭窄的一条小过道。”

　　由沈家旧屋翻新的故居，不过是一个假古董，家具摆设都是向当地人征集的，跟沈从文没有一丝关系。即便如此，故居也被列入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且已经承包给他人了，租期五十年。凤凰县城旅游通票168元，沈从文故居是“最耀眼”的景点。

　　到凤凰为父母扫墓，沈龙朱和沈虎雏兄弟俩不愿迈进那地方。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甚至还找到了“翠翠”的原型，请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设计了一个宏大“翠翠岛”主题公园，游船上挂着“翠翠笑迎天下客”的横幅，让人生出几分滑稽感。

　　故乡抓住了他的名字，却背叛了他。无道德底线的商业放肆地消费着人们对“边城”的渴望，这使他的作品真的成了一个想象乌托邦。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在迅疾的毁灭中，无非是时间迟早而已。

　　创造了“边城”的作者，最后一次回家是在1992年，由妻子张兆和亲手将他的骨灰撒入沱江的流水中。他的墓碑上没有刻字，那块五彩石上写着他的警言：

　　照我思索，可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