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里的中国

　　中国特殊的文化进程中，性曾经是一种禁忌或“罪”。因此新时期小说中那些大胆泼辣的性描写就充当了“性启蒙”的工具，甚至还被当做“黄书”看待。在经典文学的系谱上，从“淫书之首”《金瓶梅》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政治压抑”再到《废都》甚至《遗情书》，一部“禁书史”，也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

　　那个年代的性与罪：文革手抄本《少女之心》

　　《少女之心》可能是那个年代除毛选和新华字典外，读者群最多的书籍。它与那个时代的青少年的性意识一起，被压抑在地底下。1973年的一天，上海市第二中学的朱大可参加了在操场上举行的一场流氓犯宣判大会。

　　台上那个外校高年级男生，偷看了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淫秽手抄本，在这本坏书的影响下，开始追求自己的亲姐姐，想仿效书上的情节耍流氓。《少女之心》第一次传到朱大可手里，是1975年。这时，他已高中毕业，进厂当了青工。他在偷看这个小薄册子时，特地在外面套上毛选的红塑料皮，不容易引人怀疑。

　　那本至今没有作者现身的手抄本，在当年，大约有上亿人阅读、传抄过。但谁敢承认自己看过《少女之心》呢?那个时代，凡是被抓住看了《少女之心》的人，都被沦为有“流氓”之嫌。

　　“性”在“文革”期间是被排斥在公共话语空间之外的。在八个样板戏里，连性别关系都被刻意回避。所以《少女之心》中的性描写就成了一针兴奋剂。一些青少年为此而犯罪，法律和社会舆论只注意到他们对别人造成的性侵犯，却没有看到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犯下的罪——他们本该享有正常途径的性教育。于是，一本黄色读物就变成了洪水猛兽。

　　在那个禁欲的时代，“流氓”一词在中国有着过于广泛的外延，1970年代的中国，同性恋也是“流氓”。那些被当作流氓抓进来的，“一问，百分之百都看过《少女之心》。基于此，后来公安机关就认为，凡是流氓都看过《少女之心》，倒推过来，凡是看过《少女之心》，就会变成流氓，于是，看《少女之心》和性犯罪之间就有了固定的因果关系”。

　　一般情况下，如果未发生刑事犯罪，《少女之心》的“读者们”大都能安全地“潜伏”着。岂料刚进入1975年，主抓意识形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就颁布了一个追查手抄本的命令，第一本是《归来》(后更名《第二次握手》出版)，紧跟其后的就是《少女之心》，还包括《一双绣花鞋》等。

　　《第二次握手》是被当作“黄色小说”来追查的。这一年1月7日，《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在湖南大围山插队的知青张扬被抓捕后还一脸迷惑，男女主人公，一辈子的肢体接触仅限于握手，而且在近半个世纪的光阴中只握了两次，怎么就成了黄色小说了呢?

　　张扬入狱以后，并不知道他的手稿在知青中被广泛手抄传阅，成了“非主流”流行小说。那时候，中国主流文坛上只有“一个作家”：浩然，塑造出没有俗念的人物“高大泉”。《第二次握手》当然是一本具有鲜明意识形态的手抄本，而《少女之心》可说是把人性中的性本能完全摊开来写的“书”。在阶级斗争挂帅的禁欲中国，《少女之心》算是“文革”时期仅有的一部没涉及意识形态的读物，然而正因如此，成了为公然对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大毒草”。

　　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的“政治压抑”到《废都》被禁

　　很多人第一次在小说中读到性，是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里，偷偷翻出来看，真是惊心动魄。但不知道“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到底折腾什么，反倒是对那段剥人皮的细节念念不忘。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性”争取到了一个重要的话语据点。它成功的秘诀在于将“性”与“政治”同构，将“性压抑”与“政治压抑”同构，在“阳痿”和“政治压抑”之间建立一种必然联系。“欲望”和“压抑”都被编织到一个有关控诉的大叙事中去了，从而在大历史中获得了命名。

　　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阳痿”和“政治压抑”之间形成一种必然联系，这是一个话语生产的过程。借助这样“深层控诉”的名义，“欲望”被合法化，“性压抑”被历史地解释，美丽的女性裸体和激烈的男女搏斗得以展示。

　　“我读《废都》的时候，是在接受性教育。”网友“江湖生涯”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

　　所有的争议与误解，都是性惹的祸。对于“江湖生涯”的“心得”，仵埂表示并不诧异。他说：“文学的功能是多元的，同一篇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读者从同一文学作品中获取的信息会有不同。”

　　网上对《废都》性描写的批判很多，却很少有人知道《白鹿原》刚出版时也遭到质疑，包括性描写。细细比较《白鹿原》和《废都》，如果撇开艺术单纯谈论性描写，也许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小娥勾引黑娃偷情那一段，甚至出现赤裸裸动作描写。

　　一般读者能理解小娥却不能原谅庄之蝶。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小娥给大她许多的郭举人做妾，过不上正常的婚姻生活，而只是郭举人“采阴补阳”的工具，她的偷情属于解决基本需求问题，有一种正当性和必要性;庄之蝶则不同，他是大作家，西京名人，身边有一群女人主动献身，他本人沉溺于性爱之中不能自拔，则似乎有点花痴或者色情狂的影子。

　　问世15年来，捧《废都》的声音一直不缺。捧者认为，《废都》的性描写承担着小说的叙事功能，他是反映“废都文化心态”的关键。另外一种批评的声音很极端，认为《废都》是文化垃圾，它的性描写不仅不能带给人类审美的享受，而且违背健康常识。

　　令贾平凹有些始料不及的是，销售火爆的《废都》，很快遭禁。1994年1月20日，新闻出版部门下达了收缴《废都》的通知，贾平凹受到主流意识的批评。

　　“现在好多了，重新评价《废都》的呼声很高，包括当年极力批评它的一些人。可当时不同，《废都》在法国获‘女评委奖’时，媒体的报道中连‘废都’两个字都没出现，只是说贾平凹的一部作品获了这个奖。”和那时的感伤和愤懑比，今天的贾平凹已能坦然谈禁。他坚信，《废都》被禁是因为当时人们观念落后。

　　评论家李建军是《废都》坚定的批评者。他认为：“《废都》的写作和出版，是令人遗憾的悲剧性事件和严重病象。作者过高地估计了包括性在内的本能快感的意义和价值，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

　　经过15年的沉淀，文学界一般认为，尽管《废都》在艺术上存在遗憾，但生硬的禁只能造成认知上的分裂，并不利于文化的构建与繁荣。

　　30年性文化变迁的“禁书”符号

　　在回答如何看待性描写问题时，作家陈忠实曾讲了两点：古今中外大家比较喜欢的文学作品，都未回避爱和性的问题;从“五四”开始，爱的心态与性的心态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解放后一段时期，较左的文艺政策把爱尤其是性视作禁区，新时期开始后，已有先驱者打破坚冰。

　　改革开放以来，《伤痕》是第一篇描写爱情的小说，由此开创了一个文学时代。张弦的小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改编成电影时，第一次出现女人乳房的镜头。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有描写偷窥、性爱和通奸的情节。此后的某些文艺作品的性描写尺度越来越宽。

　　“《废都》出版后，一些媒体上有过这样的报道，说某男子看完《废都》后强奸了女生，好像我也成了流氓。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发言权。”贾平凹坦言，《废都》出版前，自己在读者心目中一直是位严肃的作家，《废都》让他“失去了一部分读者，但获得了更多的读者”。

　　就像贾宝玉的原型中很重要一部分是曹雪芹自己，《废都》热卖的那些日子，有人还关心《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是不是贾平凹本人?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不回答好像心虚，回答则出力不讨好。假如放在文学系的课堂上讨论，也许只是个ABC的问题。麻烦在于，普通的读者并不是完全按文学套路来理解小说。

　　《废都》出版5年后，一个笔名叫木子美的青年女子因一部《遗情书》迅速吸引了读者眼球。她的文字充满了一种绝望之下对性的渴求，她甚至有名有姓地写自己与众多男子的性经历。“下半身写作”时代开始了。

　　称赞者说，木子美真实、有自我意识，是个性解放的身体力行者;反对者很粗鲁地骂她是“骚货”、“贱人”。

　　有人认为，木子美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性文化变迁的一个符号。对此，贾平凹似乎多多少少有些不平。“《废都》要是晚出版几年，根本就没事，那时的性观念不比今天。”

　　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既是文学的朋友，也是文学的敌人。今天的主流批评界，并不是说不让写性，问题在于如何去表达性，为作品服务。理性的读者认为，对“废都们”持久棒喝，是因作品对于沉沦和放纵缺乏自省和批判。如同另一部因性描写备受争议的《金瓶梅》来说，作者对主人公的性沉迷依然保持着清醒，西门庆暴病而亡即是写作意旨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