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们的“归来之歌”

　　9月27日，著名作家张贤亮病逝于银川，享年78岁。张贤亮的去世，让我们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一批和他有着相似命运的“归来者”，在进行苦难书写的同时，开始了“启蒙运动”：王蒙、从维熙、汪曾祺……

　　1979，改变命运的三篇小说

　　在网上搜一下“张贤亮”三个字，你自会知道他的经历。如果非要说是段传奇，起头就是一首诗，发表于1957年，叫做《大风歌》。现在看起来，这首诗不太符合当今的审美，一连好几个排比句“我来了”，有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的样子。一个19岁的少年为这个时代呼喊，却引来长达22年的厄运。

　　此前，他是世家的孙少爷，祖父和父亲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家住在上海高恩路的洋房里。1957年，张贤亮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43岁走出牢狱，没有钱，没有老婆，没有关系，就开始写诗。“可是我写的诗已经没有诗情了，写诗得有赤子之心。我就随便写了一篇小说，投到宁夏的杂志，头版就登出来了。”

　　因为小说，1979年初，他从农场一线调出，调到南梁农场子弟学校教书，教高三语文。“我一边教书一边还写小说，到我发表第三篇小说的时候，被一位老干部、当时宁夏主持宣传工作的副书记陈斌发现，他说这个写得好，就打听张贤亮是什么人。结果一查，我是没摘帽子的右派。陈斌就说，要想办法给他摘。就因为这部小说，救了我。”

　　回望过去，他怅然若失：“你说‘文革’改变了我什么?原来还会写写诗，现在不会了。在农场里偷菜偷水果吃得太多了，现在水果也不怎么吃了。把我儿子也耽误了，孙子也耽误了，是吧?我44岁才结婚，45岁才有孩子……”

　　但还是要面向未来，他开始用小说语言，面对这个世界。

　　张贤亮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写性的，第一个写饥饿的，第一个写城市改革的，第一个写中学生早恋的，第一个写劳改队的……”

　　他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将来写中国文学史，谈到上世纪80年代时，我是一个绝对不能够回避的人物，是启蒙作家之一。”

　　张贤亮的小说延续了“革命加恋爱”的叙事模式。从1980年的《灵与肉》描写劳改生涯中的带有古典的爱情美、患难夫妻的相濡以沫开始，到《土牢情话》中描写监牢里的爱，以及在《绿化树》中叙述在大饥饿年代温情的爱，以上作品，爱情只是作为点缀，以描写“右派”主人公的磨难和揭露极左政治为主，政治生活内容是第一位。1985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问世，张贤亮的小说由表现政治为主、爱情为辅，过渡到了表现性与政治同等重要这个主题。张贤亮的小说内容，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因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而遭热议，当它孤军深入到尚无人涉足的“性压抑”这片文学沙漠的时候，各种褒贬之词异军突起。连同他的其他作品在内，在那个时代，张贤亮充当了启蒙者的角色，这里面包括性启蒙的元素。

　　作品内外对性的高歌，使得张贤亮成为一个所谓的异数。也许是前半生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和困惑，到了后半辈子，张贤亮为自己选择了一种轻省得多的活法。

　　“右派”归来，新的气象在文坛开花

　　1979年，上海文艺编选了一本《重放的鲜花》。多人合集，给曾经的右派们“平反”。二十多年后，流沙河、邓友梅等人才得以发表那些被禁锢的、张扬个性的诗文。

　　“右派”归来，新的气象在文坛开花。

　　那时候，每天写给张贤亮的信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写宁夏张贤亮、写甘肃张贤亮就能收到。写信一般都是赞扬的，同情的，支持的。80年代，大家都刚刚从阴影里走出来，张贤亮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写出了他们想说而说不好的话。

　　每一个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有作家自己的影子。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书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实际上都有托尔斯泰的影子。张贤亮也一样。劳改20多年，他从没穿过袜子。直到后来和一个女的同居以后，她给缝了一双。“也不是缝，她是拿过去那个劳保手套线织的。从这样的一个劳改犯，穿袜穿鞋走上红地毯，甚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那是没想过的。”

　　“我没有遗憾，我已经写到了我所有能够写到的。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包括我在内。在那个历史状态下，我尽到了我最大的历史责任。”张贤亮说。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于1979年“改正”了的“归来的作家”，显示了他们强劲的生命力。比如从维熙，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一发表，便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从此中国新时期文坛上，也增添了一个新的名词：“大墙文学”。

　　《大墙下的红玉兰》写的是一个悲剧故事，题材新颖，作者以强烈的充满义愤和浪漫主义的笔触，写了“大墙”内令人触目惊心的非人遭遇，和各种被扭曲的人生和人性，向读者揭示了社会人生的另一面，塑造了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专政机关的老干部、后被抛进“大墙”内的共产党员葛翎，以及路威、周莉、高欣等几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80年代的文学与人性之光

　　归来者中，王蒙无疑是领袖级的人物。

　　1953年开始文学创作的他，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社会关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无论是划为右派之前，还是归来之后，他都是风云人物。

　　80年代的十年对于王蒙来说至关重要。他是在接到北京调令的喜悦中迎来1980年代的。在主动要求调至偏远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一待就是17年之后，1979年的6月，王蒙一家登上了回京的列车，成为北京文联的一名专业作家，并在1983-1986年担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85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第二年，对于王蒙来说，绝对是个人创作、职业生涯的顶峰。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出版，后来被评为王蒙最好的一部长篇。也就在这一年，他当选文化部部长。

　　王蒙小说的“八十年代”叙事固然认同、承当并先行于当时主流文学界的宏大主题，但与此同时，它也书写了王蒙阳光与忧伤相混合的个人记忆，尤其是那些远去的50年代的青春记忆总是在“八十年代”政治与革命主题的缝隙中渗透出来。

　　人性之光并非仅限于控诉，1980年10月，汪曾祺的《受戒》发表，全国文坛为之轰动。小说中的人物率性自然，淳朴清雅，明海与小英子之间若有若无的感情让人沉醉，虽也蕴藏着一缕缕可以察觉的苦涩，但仍如身处桃源般恬静温馨。读者感受到了些许伤感和些许遗憾，但同时，最让读者感动的，却是在哀伤之余，隐藏在汪曾祺文字之下的人性天然之美。

　　以“文革”为背景的《皮凤三楦房子》，两个主人公也经受了游街批斗的苦难，但是他们生性豁达，好养菊花，很有些名士气度，汪曾祺用调侃的语气说：“中国有不少人的友谊是在一同挨斗中结成的，这可称为‘文革’佳话。”幽默中略有反感之情，但是没有愤怒，因为愤怒早已被豁达消解，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我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当中，文学作品发挥了重要的贡献。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像中国新时期文学那样非常明显地推动思想进步和思想解放。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文学在20世纪和社会现实那么紧密地结合。新时期文学作家这个群体对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至今估计不足。”张贤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