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身后的“一地鸡毛”

　　还有多少个吴山——

　　前一阵子，冰心的孙子吴山向奶奶墓碑涂墨，震惊了公众。在涂墨行为衍变成一桩公共事件之后，一个家庭所隐藏的种种不能为人所言说的矛盾，却被忽略了。

　　冰心之前，季羡林、李可染、刘海粟等文化名人身后家产之争，一方面涉及人员过多，另一方面财产无法统计。市场经济大潮下，所谓“保卫家族整体资产”不复存在。举国如此，何况小家。而隐藏在遗产争夺背后的问题更为严重：“爱与包容”在这些名人家庭中的缺失。

　　冰心奶奶的遗产

　　父亲和比自己小40多岁的女人发生外遇，之后父母离婚。儿子痛苦不已，跑到奶奶纪念碑前，用红漆涂上“教子无方，枉为人表”八个大字。这便是已故著名作家冰心遭遇的一桩“家庭悲剧”。

　　从自认涂墨实属无奈，到坚称不为涂抹墓碑感到后悔，再到发微博道歉，吴山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变化如此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但放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这种充满压抑、报复、屈服的吴山式人格到处可见，所以，吴山可以是他自己，也可以是很多人。

　　评论人刘乃康说吴山“输了官司就拿自己的奶奶撒耙子”，把现世的矛盾无端加诸先人，也算极端个案。吴山把冰心老人作为一个砝码和赌注，来为父母的官司疯狂一搏，本质上说还是为了利益。吴山还是想吃冰心“11套半房子”的老本嘛——冰心奶奶啊，谁让您留下那么多物质遗产?

　　这一事件让公众再次体会到，一个文化家庭的文化衰败，一个书香家庭的精神没落。一个书香门第，受到冰心伟大人格力量熏陶的家庭，竟上演如此之事，难道名人们的文化传承和精神之“富”，也“不过三代”?正所谓“孙子争财产，脏了冰心碑”，活人争夺财产，却让逝者受辱，假如冰心泉下有知，恐怕也会死不瞑目。

　　要知道，在“文革”中，冰心与吴文藻因下放而吃尽苦头，却以苦为乐，死生契阔。百姓尚在领悟他们的精神世界，感受着他们的精神气质，两位老人家的子孙，却将祖训抛到九霄云外，无疑是一种精神的没落。

　　冰心儿孙的财产纠纷，让人联想到近年来发生的众多名人遗产纠纷，同时也不禁怀疑：究竟真是那些名人及其儿孙们“教子无方”，还是社会现实得让名人的儿孙迷失了本性?一代文化“巨人”之后，纷纷出现道德“侏儒”，原因何在?

　　从冰心事件的“夫妻不和”，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一直以来闹得沸沸扬扬的季羡林“父子不和”。

　　季羡林仙逝已近三年，其遗产风波至今未平。

　　从今年3月季承向北大发出最后通牒后，这场纠纷突然没有了任何消息。近日，季承发布一则“季承严正声明”，还展示季羡林遗嘱原件的照片。

　　在季先生辞世的近3年时间里，作为直接继承人的季承不断向北京大学追讨季先生遗留下来的577件文物。近日，季承又再与北大面谈，要求北大一周内先期归还季先生遗产中38件珍贵文物，其余500余件文物可择期归还。

　　自季羡林去世后，其遗产纷争就风波不断。除季承外，季先生的弟子钱文忠、前秘书李玉洁、干女儿王如都曾裹挟其中。2009年12月，王如和方贤如还破窗进入季先生家，盗走了价值330多万元的遗物，这些遗物后来被警方归还给了季承。

　　李可染悲喜剧：

　　爹不重要，一切为了钱

　　2009年6月1日，一个题为“实者慧”的画展亮相北京画院美术馆，画展展出的是一批李可染画作。

　　1989年12月5日，李可染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但他的“悲剧”并没有在那天画上一个句号。大师身后的悲剧愈演愈烈，由于因心脏病突发，大师没有来得及留下遗嘱，以至于他的遗孀邹佩珠与前妻的子女走上法庭，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遗产纠纷。

　　时年89岁的邹佩珠，早在2005年就与北京画院协商筹划李可染作品捐赠以及展览事宜，中途却因李可染遗产纠纷案耽搁了捐赠活动。直到2009年5月1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李可染先生的中国画作品108件、书法作品122件、速写9册、水彩画13件归夫人邹佩珠所有。案件判决第二天，89岁的邹佩珠就将这些作品捐赠给正在筹建中的北京美术馆李可染艺术馆。

　　从2007年4月，李可染原配四位子女李玉琴、李玉双、李秀彬、苏玉虎向法院递交诉状，直到2009年5月14日，李可染遗产案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基本维持原判。

　　李可染遗产纠纷案并不是个案，在此之前，著名画家刘海粟、王式廓、陈逸飞的后人都陷入旷日持久的遗产纠纷之中，而这些纠纷的解决，无疑会使艺术大师的作品被遗产继承者“瓜分”，也就必然造成大师作品体系的支离破碎。

　　其实，很多遗产的矛盾和争端，可以从画家本人那里得到有效控制，而生前订立遗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很多艺术家都觉得立遗嘱“不吉利”，而且伤及家庭和睦，就唯恐避之不及，这是一个需要纠正的误区。

　　建立行之有效的收藏管理机制也是一个较好的方式，如黄宾虹生前就将大量作品捐赠给国立博物馆。此外，后代子女在继承艺术品遗产时的做法无非两种：一是由家族共同继承并组建基金会，或者由家人捐赠建设画家个人纪念馆。但这两 种途径都有一定的局限：家族管理难以保证保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且家人想法难以统一，出现分歧容易闹上法庭，而建设纪 念馆，则要面对盖馆容易养馆难等资金困难。

　　正如邹佩珠老人所说：“我心里着急啊，李可染在世时常说，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就像树上的果子，碰不得，一碰就掉，没了。案子一结束，我想到的就是在有生之年能把可染的事情办好。”

　　可惜，很多画家遗产纠纷中，并未有一个诸如邹佩珠那样德高望重的老人出来主持大局，一帮儿孙，你争我夺，不过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于他们祖辈艺术人格而言，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亦让人产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感慨。

　　大师的子孙们：

　　“血统高贵下”的爱与包容

　　对于家庭纠纷，法院已有判决，受“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影响，舆论也不便过多参与。但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爱与包容”在这个家庭中的缺失。

　　2011年2月，季羡林的独子季承颠覆“大师”完美形象，出版了《我和父亲季羡林》一书。

　　季承用近乎残忍的笔触，剖析自己的父亲，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

　　被温总理视为“大智大慧”的季老先生，在儿子笔下，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的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阴谋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其人生悲剧，因晚年插入的一段喜剧，和生前、死后上演的一幕幕滑稽剧与闹剧，更令人彻底无语。

　　正如一位书评人所言：“人们看这类回忆录，原本觉得它是一个像紫砂壶这样一个东西，摸上去应该有一点温润的感觉，倒出来的茶也是清香的。”国学大师陈寅恪三个女儿出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便属此列。但《我和父亲季羡林》却倒出了一杯冰冷苦涩的茶，令人震惊、错愕。

　　此书一出，争议如潮。老一辈私下摇头：“出此逆子，实乃家门不幸。”“拿父亲的历史当摇钱树”、“一定另有目的”的批评纷至沓来。支持者却言：“季承最得父亲真传的是：敢说真话。老季碰上‘文革’，小季碰上虚伪浮躁的当代。都说了真话，都被关了牛棚。老季是真牛棚，小季是隐形的牛棚。”

　　作为名人之后，远没有遗产争夺那么简单。鲁迅长孙周令飞就深受其害。

　　小时候对课文里出现的祖父，他选择逃避和彻底躲掉，等到他要自费出国留学，有关方面担心国家的面子，最后要以“公派自费”的名目耽搁了一个月才放他出去。等他恋爱结婚又因为女方是一个台湾富家小姐，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所以又遭受阻挠。

　　在商业社会，鲁迅被权钱利用，周海婴和周令飞父子维权讨公道时，又被套上鲁迅儿子爱钱的误解，承受太多白眼和压力。他和父亲担心鲁迅的棺木被墓前两棵高大的白玉兰的根系伤掉，希望能砍掉大树，保护棺木，结果有关部门批复，白玉兰是鲁迅墓的象征，不可轻易砍伐。这时候他痛苦的是自己作为一名后人，无权保护祖父的棺木。因为祖父早就不是他们自己的。

　　因为冰心孙子向奶奶墓涂漆而断定“一个书香家庭的精神没落”，是否有点上纲上线?所谓“血统高贵”，强调的是先天因素，文革时放大的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是标准的“家庭出身歧视”。

　　泼到冰心墓碑上的红油漆可以清洗掉，但泼到人们记忆中的这两行红油漆，实在值得大家集体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