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难民在中国
由于近日缅甸军队与该国最强大的反叛组织之一的“克钦族独立军”发生冲突，缅甸1万多难民逃亡至中国云南省西南部地区。
难民在中国其实由来已久。从犹太人到后来的越南难民，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着非常特殊的经历。他们从威胁、迫害和纷飞的战火中逃离祖国，为了心中的信念和那片属于自由的天空，在经历了家破人亡和颠沛流离之后，站在了中国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
果敢难民在中国
他们是缅甸的少数民族，但不认为自己是缅甸人，他们的身份证背面被特意注明“持证人不属于本国国民。”他们讲汉语，他们用的水电、货币、电话、电视信号乃至学校课本都来自中国，但他们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350年前，他们的祖先追随南明皇帝逃亡至此，但动荡如影随形。几百年过去了，果敢人再次面对战乱，依然行走在逃亡的路上。
2009年8月7日，缅甸军方以果敢枪械修理厂制造毒品为由搜查该厂遭到拒绝，随即缅甸军政府调派军队，与果敢特区同盟军形成对峙。
第二天，云南南伞关口开始涌入果敢难民，很多百姓背着口袋，扛着行李，步行到中国。目击者称，守在边境期待出关的果敢人、中国人的队列如蚂蚁搬家般“绵延九公里”。
无论是民是兵，穿过南伞口岸来到中国，便获得了救赎。所有无家可归的果敢人在南伞，都是难民。在祖先的祖国，果敢人可以自由地走动，但范围仅限在南伞小城。
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数字，三分之一的难民住进了中国政府为他们提供的难民营里。安置点位于南伞的中缅国际商贸城，这里安置了约13000名难民。楼房里的每一个隔间里都装有电灯和饮水机，地面铺了一层彩条尼龙布和一层草席，席子上堆着套有黄色被套的棉被，“云南民政”的字样印在被套上。越来越多的难民涌往这里，楼房间的空地上也搭起了成片的蓝色帐篷。
63岁的江心芒住在南伞的一处民房里，他说自己从没去过果敢以外的其他地方，这次逃难算是头一回“出国”。杨梅曾去过昆明，那是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还是中国朋友“带”过去的。
“我们是果敢人，从不说自己是缅甸人。”江心芒说。尽管果敢通行汉语，且水电、货币、电话、电视信号乃至学校课本都来自中国，江心芒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你们中国，”她始终这么说。
犹太难民眼中的中国：二战时的“诺亚方舟”
上海虹口，对于全球犹太人来说这是远东最温暖的一个地方。“上海”这个单词被记录进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文化里，如“辛德勒”、“瓦伦堡”、“杉原千亩”等一样，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
1937-1941年，大批从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逃出的大批犹太难民从西伯利亚辗转逃到日本神户，因日本政府的拒绝，想去美国、加拿大的犹太难民先后来到了上海。
欧洲犹太难民到达上海时，大多身无分文，囊空如洗。他们先在虹口难民收容所落脚。当地许多学校、仓库和兵营被匆忙地改建成收容所，各收容所容纳300至600名难民不等，男女分开居住，最大的一间屋子可容150人。各收容中心供应的客饭，每天一日三餐最高时近三万份。每到用餐时，临时厨房外就会排上数百难民。“由于人多，每顿饭要分3批吃，通常要等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吃上饭。”犹太难民赖尼希回忆说。
最初，犹太难民很难找到正式工作，他们只能到处打零工，干些杂活糊口，如送煤球、修电器、卖报等。稍事安顿之后，大部分犹太难民选择居住在虹口提篮桥一带，与中国居民杂处。这里物价、房租低廉。当地居民虽大多属于社会底层，但他们为犹太难民让出房子、介绍工作，甚至教他们生煤炉等。逢年过节，原住居民不时邀请这些异乡客一起聚餐。
有的犹太人依靠变卖家物维持生存，如酒杯、盘子、肥皂等，久而久之，公平路、唐山路、长治路一带，形成了一个犹太旧货市场，很多中国人去买。犹太难民先后创办了德文报纸、电台、学校、文学社团等，俨然独立王国。他们把霍山路上百老汇戏院的屋顶租下来，约700平方米的屋顶被装饰成露天花园，犹太人经常在此聚会、举办音乐演奏等。屋顶花园甚至举办过一次上海小姐选美竞赛。
足球是当年犹太难民们最喜爱的集体运动。他们拥有自己的球队、球星。年轻人成立了自己的足球俱乐部，周末与平均年龄为30岁的“老年队”比赛。当年小有名气的“巴塞罗纳队”与“上海犹太早报队”，名称来源于上海犹太咖啡馆和犹太报社。犹太联队甚至和中国国家队较量过。犹太球员修伯斯坦对中国球王李惠堂的球技佩服有加，后来称其为“贝利之前的球王”。修伯斯坦在上海踢球的近10年间，只击败过李惠堂一次，比分为3：2，但接下去的一场被李惠堂以12：3大比分反超。
中越边境难民：成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梦想
虽然同样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个难民村里，时年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说。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孙文亮在内、因为中越战争产生的20余万名越南难民潮水般涌入中国边境，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前途未卜的生活。
与其他国家“短时间”、“临时”安置难民的办法相比，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上级指示，中国地方政府对所有难民都无条件接收，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无偿提供。据有关统计，到1978年底为止，中国一共接受了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由于中国允许这些难民在中国永久避难，所以他们在庇护中心短暂休整后，就被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个国营农场接收了。
30年前，因为拥有中国血统，不到12岁的吴权佑与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冲突中成为难民，被迫返回中国。
吴权佑的父亲吴祖致当时曾一度为家庭生存状态担忧。“由于时间紧迫，越南当地政府的遣返令下来后，很多财产来不及变卖，大部分土地只能交给远房的越南亲戚耕作，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少量的金银首饰，以及后来根本不值钱的越南伪币。”吴祖致回忆道。
吴祖致回忆起当时的状况仍非常感慨：“最初我们住的还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临时救援帐篷，短短1个多月时间，这些帐篷就被平房取代了，当地没有饮水设施，是解放军连续奋战几个昼夜，为我们打好了井，随后还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饮水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在农场工作的难民全部享受城市职工的粮食户口政策。吴祖致的定量是20公斤大米，吴权佑是12公斤。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难民们享受着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粮食定量供应政策。
从1983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不用交公粮，让他们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每户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
30年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这片土地上的越南难民终于得以在此安定地居住下来，在中国的多方努力下，他们得以安居乐业，并进一步谋求更多的致富机会。他们不仅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也在根据各自的情况寻找着不同的生财之道。
吴权佑今年42岁了，他如今已是广西国营浪湾华侨农场的一名中方谈判代表的翻译。5月中旬正值中越边境农产品贸易的旺季，几天来，他操着熟练的越南话和中文，正在为出口到越南广宁省的30多万株木薯种苗项目工作着。
侨港镇位于广西北海市银海区的南边岭海湾，距北海市区7公里，是广西唯一以安置归侨为主的镇级行政区域。这个陆地面积只有0.7平方公里的小镇，30年前曾是全国最大的难民集中安置点，现在近1.73万人口中，归侨难民和侨眷占90%以上，主要产业以海洋渔业、水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为主。
这里是中国安置越南归难侨人数最多的乡镇之一，现在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被联合国难民事务官员认为是中国最富裕的“难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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