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有关的西方“红二代”
■“辉煌九十年”系列
九十年前，当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尚未成燎原之势，陕北革命者加起来也许坐不满一个工人体育馆，但世事就是如此神奇，重重的革命之途，引来的竟是一批重洋之外的追随者。他们来了，留下，参与革命，踏上征途，见证胜利，也经历斗争，有人离开，也有人依然留下来。与此同时，也孕育了他们的下一代。
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子女已迈入高年，但却被赋予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西方“红二代”。他们大多是西方面孔，说着流利的中文，有人一直留在中国，有人出走后再次回到这里，还有人最终选择的是西方。而在西方，这些人中大多数的工作与生活，也都与中国有着绕不开的千丝万缕。
菊东方的召唤
波兰人爱泼斯坦，美国人马海德、寒春和阳早、李敦白，加拿大人白求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德国人汉斯·米勒，英国人克鲁克夫妇，印度的柯棣华……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不同国家走不同途径，他们一个接一个来了。不是命运的玩笑，也不只是青春的冲动，而是一次选择，一次召唤，一次解放。他们之间曾经毫无相关点，但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选择同一个目的地，他们身上便多了这样一个标签：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在这隐性的共同点之后，其实有一个人是他们相互之间不多的切点：宋庆龄。
无论查阅资料还是与当事人交谈，都会发现，在这些外国人前往中国、延安，前往共产主义信仰的途中，宋庆龄无一例外地扮演着引荐人或领路人的角色。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都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其中白求恩、柯棣华等人更是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而斯诺访问陕北后则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如此说来，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而言，“宋庆龄的国际眼光和世界影响曾起到巨大作用”这一说法并非夸张。
而随着革命的深入和最终中国的解放，在中国的西方人渐渐有了不同的方向。革命中保全了生命，也经受了考验，离开还是留下是每一个人都面临的选择，而留下后选择怎样的方式去生活，又是另一个选择。一批人离开，投入西方世界，而另一批人选择留下，投身新中国建设。
留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部分都在革命时期加入了共产党，如马海德、寒春、汉斯·米勒等。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加入中国籍，而他们的子女也因此拥有了中国身份。
复杂的心路
北京北海，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联合国”，三代9口人，祖父汉斯·米勒是中国籍的德国人，祖母中村京子是中国籍的日本人，女儿米蜜及女婿是瑞士籍，儿子米德华是美国籍，孙女米安琪是英国籍……
汉斯·米勒，来中国的外国人之一，如今他的家庭组成方式，也成为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写照。
其实，大多数西方红二代或者其家人，都过着更为国际化的生活。阳和平的弟妹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小女儿在西班牙;周幼马的女儿在美国，爱泼斯坦的女儿艾颂雅在美国;李敦白的儿子李晓明在美国……但留在中国的“红二代”，则大多数在身份上倾向于中国。马海德的儿子周幼马就认为，除了加入共产党，自己在思想上没有第二条路，而阳和平，则在经历了长期美国生活并度过“信仰危机深渊”后，选择回到中国。事实上，与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或习惯与否相比，更大的困难或许在于身份的抽离和搁置何方，信仰的归属和重新寻找。
毫不夸张地说，大多数西方“红二代”的人生和心灵，都注定比其他人承载更多。美国人李敦白曾在中国生活35年，但其中16年因“间谍风波”而蒙受牢狱之灾，获释后他携全家回到美国。因为父亲人生的种种变故，儿子李晓明童年遭受歧视，更是曾厌恶自己有一半美国血统，而对于中国的情感也因此更复杂几分，他对父亲的理解更是迟到多年，“我是在看完了他的自传后才对他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另一种人生
尽管最初这些外国人来到中国，缘于政治理念的吸引，但真正留在中国后，无论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都与政治相去甚远。他们所最终停留的领域，多为医学、农业或钢铁等技术性强且非常具体的工种，而即使是做文字通讯，分工也多是翻译、写作等较为务实的类别。解放后，除了马海德继续坚持身体力行消灭性病和麻风病、寒春阳早夫妇主动提出不做文职继续建设农场和养牛之外，沙博理因热心翻译而被安排在外文局，汉斯·米勒成为医院院长，爱泼斯坦则参与宋庆龄《中国建设》杂志即现在的《今日中国》的工作。
而自从马海德向胡耀邦建议后，这批中国籍外国人一部分得以担任政协委员，这也许是他们参与中国政治事务最深入的地方。此外，与早期延安近距离参与革命相比，文革则不啻是他们人生中的另一重洗礼。据周幼马介绍，文革时期，一批外国人也曾成立战斗队“白求恩延安”，文革早期他们曾经非常辉煌，坐主席台，喊革命口号，旁边坐着叶群、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但文革后期，这批人先后受到冲击，能够幸免者鲜矣。
父辈的命运落差，反映在后代身上可能是数倍的放大。也许因着信仰的无以为继，也许是身份的暧昧，西方“红二代”的人生，或多或少在日后显露出早年受到影响的痕迹，例如包括米德华汉斯·米勒之子、艾颂平爱泼斯坦之子、阳和平寒春、阳早之子等人在内，都经历了一次或多次婚姻的变动。
每个人拥有的都是不同的人生。2005年爱泼斯坦逝世，在其遗体告别仪式上，其女艾颂雅现居美国曾公开表示，父亲生前的愿望是“希望我们儿女都好，特别希望我弟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艾颂雅的弟弟艾颂平今年56岁，因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所以爱泼斯坦惟一的愿望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事实上，据周幼马介绍，由于种种原因，作为养子，在爱泼斯坦生命最后的十多年里，艾颂平与父亲并没有太多交流，艾颂平曾在长城饭店当门童，后来又开出租车，加上又经历多次婚姻，导致人生相对落魄，“这也是另外一种人生”。
■延伸阅读
阳和平：永远怀念毛泽东时代 作为寒春、阳早之子，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自己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杨梅菊 杨越父母的故事
母亲当年为什么来中国?阳和平觉得，对当时的母亲寒春而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一个1921年起就曾在美国核物理方面进行钻研的科学家与杨振宁同学，发现自己不管搞什么研究，最后都会被军方利用，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部分，她觉得自己手上有血，所以必须放弃。
1948年，寒春来到中国，经宋庆龄安排到延安从事农牧业技术工作。次年，她和也是来自美国的阳早在瓦窑堡一个窑洞里结婚。自此，夫妇二人一生与农场和养牛结下不解之缘。
2003年，阳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告别世界。他们在中国相遇，也在中国告别。母亲的追思会上，与许多在场参与者的情绪激昂相比，阳和平看上去格外平静和理性。他的发言中有一句“不要喊口号”，“中国人老觉得他们多伟大，放弃了很多，其实没放弃什么，他们的一生非常幸福，干自己喜欢干的事，而这个恰好符合人民的需要。”
直到现在，阳和平兄妹三人都认为，“父母那一辈真幸运，在毛泽东时代可以不为个人小圈子着急，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工作里，投入到中国的生产建设里，可现在的大环境没了。”
怀念那个人人平等的年代
1969年，阳和平到北京红星工厂。第一年还跟其他工人一样，学习生活都在一块儿，但后来便开始“里外有别”，不让外国人参加学习。一次，上面组织学习六篇马列原著。组长说，今天晚上的讨论你可以不参加了。阳和平说我想参加。“不，你可以不参加。”组长说。阳和平赌了一股气，不让参加就自己读，花了好几年工夫，他读完了马列原著。正是这套论著，对他后来的世界观形成起到极为关键作用，甚至后来的美国之行，这本书在他身体里复苏，并渐渐得到印证。
“现在人们都对提出阶级或阶级斗争特别反感。但现在，中国有权有势的不是工人阶级，这是事实。”在阳和平看来，他所在的沙河镇拆迁是一个具体例子。“老百姓住得好好的，开发商要把沙河地区给改造了，改造了就要把老百姓给赶走，赶走了就得政府出面，上面的街道都写的是‘以人为本’，是以开发商的人为本呢，还是以当地居民的人为本?”
他至今最向往的仍是毛泽东时代，他怀念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77年，他待在曾经的光华工厂3个月。后来有很长时间，他一直琢磨不通自己为什么老怀念在光华的生活，现在总结出来了，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工厂里一个平等的关系”。再后来，置身美国多年，他也没有找到那种平等感。当然，那种关系只属于过去的时代，只属于当年的光华工厂，只存在于阳和平的记忆里。
在美国很孤独，到中国就不会
在中国，阳和平得以谋生的是一份大学里的教职，虽有头衔，但是合同工，两年一聘。
阳和平不讨厌这份工作，“所以有时候领导让做什么事，比较违心的，我是一点办法没有。”也不是没有办法谋到更好的工作，“那你就得改变”。就像深谙中国其他问题一样，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腐败问题，阳和平并不陌生，所以对于单位政治，他的原则是不懂、不参与、不了解，也不感兴趣。
在中国，为了避免自己的感情变成“资本主义的”，阳和平拒绝投资股市，也没有选择通过跨国公司到中国来工作，如果那样做，他的感情“可能会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而这是良心上不允许的。他相信，只有立场稳定了，事情才好办。
如今阳和平自嘲自己是四不像：“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知识分子又不是工人。”这种四不像体现在身份认知上便颇为复杂：对美帝国主义特别仇恨，但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中国富有感情，又得小心不去陷入民族主义。他说在美国觉得很孤独，到中国来就不会。
(文据《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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