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阶层的人才结构样本

　　在官场、知识分子和工厂流水线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作为城市的外来者，他们也将城市居民几代人的经历浓缩到一代人身上。相关报道称，近期一批省部级官员随着地方换届得以调整，中央与地方互动日趋密集，他们中有八成自认出自草根阶层。

　　八成干部自认出身草根

　　2010年11月，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两次会议上大力推荐互联网上流行的两位农民工歌手演唱的歌曲《春天里》，称这首翻唱的歌“反映了农民工群体的真实心声，听来非常感人，这首歌多次让自己热泪盈眶。”

　　这种共鸣，和周强的平民出身很有关系。周强在几次会议上说，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家境贫寒，“得益于高考”，才考上了北京大学。出身于农民的家庭，从经历农民的冷暖艰辛，让他在成为领导干部后，仍然没有也无法忘记自己的农民出身，对农民这个阶层有着天然的感情。

　　其实在很多的城市里，尤其是大城市，掌握着各部门权力的一把手，绝大多数不是本地市民，而是外地(农村)人。

　　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现任正省级干部，记者根据新华网公开的领导干部简历进行了整理，发现有7人曾在基层长期任职。从一个村官、镇官成长为一个县处级领导干部，他们时间最短的仅仅用了1年，而走上省级领导干部岗位，他们平均用了23年多。

　　另外，这些官员大多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参加工作，多数官员为研究生学历。这些部级官员从基层干起，熟悉国情民意，在为中央谋划、落实未来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将发挥积极作用。

　　在2010年的省部级官员调动中，涉及到的四个人里面，有两人出身农民家庭，分别是调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的胡春华和调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孙政才。

　　2010年9月，中共地方党委进入集中换届期，一个月内各地共有70余市委书记密集调整，其中有不少“70后”、“80后”年轻官员脱颖而出，走向前台。

　　社会舆论认为，较合理的官员年龄梯次结构目前已基本形成，并在不断完善，即省部级普遍由“50后”、“60后”组成;地厅级由“60后”、“70后”组成，其中“60后”为主，“70后”为辅;县处级以“70后”为主，“80后”为辅。

　　而在最近的一份随机调查当中，83.4%的党政干部，都自认出身草根。

　　知识分子越集中的地方，来自农村的比重越大?

　　调查一个济南普通报社的人员构成，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成员大部分由外地来济人员组成，济南本地人反而寥寥无几。解剖此报社的标本，也可以看到近30年“农村占领城市”投射的缩影。

　　济南某省级媒体，登名在册共40人，其中济南本地人7人，其余皆为“占领济南”的外地人。这些“外地人”除一名外省人之外，其余皆来自全省各地。

　　这些“外地人”一方面说着普通话以示自己已融入这个省会城市，一方面在与老家人连线时又异常写意的流露出各地方言，哪怕她是一个时髦女郎，举止言谈已经非常FASHION。反倒是济南本地人每天操着“杠赛来”赛来赛去的。以下为外地进城者群体的简单分析：

　　在进城20年以上的6个人里面，记者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时代进城途径的烙印：参军转业2人，上大学3人，招工进城1人，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农转非”仅有的三个途径。

　　由于这个时代进城的人大多属于精英进城，所以在报社里，这些生活优越的“时代精英”主导着报社，而整个城市近30年的历史也是由处于各个单位的无数个“他们”创造的。

　　处于报社中层的成员有9个人，他们进城年头在10年以上，与这个报社的年龄差不多。上一代人栽下了树苗，而他们就是与这棵大树共同成长起来的。已进入中年的中层们同样完成了原始积累，生活稳定。而且，这9个人无一例外全部是通过上大学进入城市的，这也可以看出一种时代的烙印，虽然进城的各种途径逐渐放开，进城务工也成为流行语，但是在掌握社会话语权(或者媒体话语权)的职业中，低学历者逐渐被淘汰。

　　剩下的18人属于这个报社基层的一线职工，他们大多二三十岁，他们进入城市普遍在10年以下，相比于上一代人的招工、参军、上大学等进城途径，他们的进城方式惊人的一致：只剩下上大学一种途径。

　　报社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时已与20年前大行径庭，他们几乎有着同样的经历：一边嘴里喃喃着“到底是我上了大学，还是大学上了我”，一边迷茫的投入到黑压压的招聘会中去，为在济南寻求一个立锥之地。

　　无房无车、租房、坐公交车上班、网络是这一代人的普遍生活工作方式，他们还造就了史上最为庞大的“剩男剩女”群体。当同龄人的孩子都已经上学去得时候，他们依然还在为在济南买一个卫生间而发愁。

　　当然，这个群体也逐渐开始发生或变化，年长者逐渐向他们的前辈们看齐，生活逐渐稳定，年轻者依旧还保留着更多学生身份的影子。

　　通过以上调查，是否可以这样说，知识分子越集中的地方，来自农村的比重越大?

　　传统劳动者100%是农民

　　在富士通生产线上有一个最普通的工序就是贴胶纸。在一个主板上，工人要贴上18条这样的小胶带纸，在两分钟之内完成。像一个普通的工人，每天要完成220个主板。他们每天的1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就是在这种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中度过的。

　　像这样的简单重复劳动，在这个工厂的装配线上，是他们的常态，而且随处可见。每个工人有固定的工位，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重复动作，把这些普通工人，与机器捆绑在了一起。

　　来富士康找工作的年轻人很多，每天都会在长年设置的新员工招募点排起了长龙。从早晨6点多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富士康公司曾发生过“N连跳”事件，但是，这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前来应聘的年轻人，几乎100%来自农村，有着吃苦耐劳的品质，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勤劳在富士康实现自己挣钱的愿望。

　　这些或成熟或稚嫩的年轻人，来自湖南、云南、四川、江西等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或是冲着富士康的名气，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900元的普通工作。

　　来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很强烈的外来人感，他们觉得并没有受到城市居民的歧视和排外压力，这些为其市民身份认同打下良好基础。但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后，社交圈基本还是亲友、同乡，其中表示愿意与城市交往但觉得有困难的受访者占56%，这让他们与城市的主流文化疏离，成为客观上的城市边缘人。80%的受访者希望能在城市定居，56%选择了“住房问题”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障碍。同时，子女教育问题也让他们焦虑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