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户30年

　　这是一部三十年的个人淘金史。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另一个层面上讲就是个体私营经济从无到有，在裂变中升华与困顿的三十年。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的个体户们，经过了岁月的大浪淘沙，有的成为叱咤风云的资本大鳄，有的依然耕耘在创业的路上，有的已销声匿迹踪影皆无……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号角，张扬与狂放，但不是休止符。

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３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

　　１９８１年，曾经因为卖板栗和贩鱼多次被抓的芜湖人年广久，摆起了一个卖瓜子的固定摊位。年广久不会想到，许多年之后，他会因为“傻子瓜子”大讨论和被《邓小平文选》多次提及而进入中国当代经济史，成为广为人知的“中国第一商贩”。

　　比年广久还要早一年，山东人王廷江与同伴承包了村里的一个小代销店，把镇办企业生产的陶瓷拉到临沂城推销，再从城里拉回小百货来卖。两年之后，王廷江成了当地闻名的万元户。

　　“最早的个体户基本上是解放初期就干过个体户的人、劳教劳改释放人员、回城无业知青。那些被社会抛出正常就业领域的‘闲人’，无奈之际操起了个体户这个当时为社会所不齿的行业，可谓逼上梁山。”曾经专门研究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山东工商教育报》编辑部主任王建中告诉本刊记者。

　　“在１９８３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３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这样写道。

　　一直到“万元户”这个名词横空出世之后，对个体户的蔑视开始转变为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无度的称颂。

　　一位温州官员曾不无感慨地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

　　不得不承认，正是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开始，个体户在各种政策的夹缝中向前长足发展。１９８０年，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从事个体营业的人数猛增到８６万人，比１９７９年翻了一倍多。而截至今年上半年，据山东省工商局的统计，我省个体工商户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９万户增长到２０３．１万户。

　　政策导向实则在个体户的存废上起到了决定作用，从刚开始的“既不公开鼓励、提倡，也不公开禁止、取缔”，到“承认存在和发展”，再到“同其它非公有制经济一样，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当年第一代个体户战战兢兢的复杂心理，然而我们却不能遗忘他们，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坚毅和迷茫，都为时代的变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不三不四赚大钱”、“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１９８８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草案，明确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第二代个体户浮出水面。在新一批个体户中，不乏一些教授、书记和厂长，拥有大学本科甚至研究生学历的高学历人群相继加入淘金行列。

　　几年之后，邓小平南巡讲话，国家公务人员大规模辞职下海，第三代个体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挤进第一代、第二代个体户行列。上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初成为个体户发展的黄金时期。

　　“手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代个体户开始分化，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群体：违法经营，醉生梦死；小富即安，保持现状；平稳发展，扩大规模。”王建中告诉本刊记者。

　　已拥有多家服装精品店的第一代个体户马小根说：“１９９０年前后，我曾亲眼看到几位做生意发了家的同行，在吃喝嫖赌中花尽了来之不易的血汗钱，其中有一位还因为贩卖毒品被枪毙。”

　　就在第一批个体户开始下沉的同时，１９８９年，靠卖鞋发家最后发展到做鞋的郑州人蔡家山注册了万富鞋业有限公司，从个体户一跃跳进私营企业家的行列。

　　个体户们开始逐渐成熟进而分化，但是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吴晓波说。

　　与此同时，一个个以个体户为集群的市场开始出现，浙江义乌、武汉汉正街，山东有济南泺口、临沂批发市场，成为早期以及现今个体户得以发展的有力外部保障。

　　“白天是老板，晚上睡地板，数着小铜板。”这是温州人在临沂创业初期的生存状态。卖一颗纽扣挣一厘钱，卖一个打火机挣几分钱，卖一条裤子挣几毛钱，卖双皮鞋挣块把钱，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销小商品，利润空间很小，可是浙商就像认准这里似的，不遗余力地劳作着……

　　１９８７年只身来到临沂的陈小荣，每天背着几十公斤的机电产品沿途叫卖，凌晨出门，天黑方归，后来终于淘得第一桶金，结果因急于做成一笔生意被人骗去所有货物，当时母亲患病已到晚期，家人接连催他回去料理后事，一贫如洗的他精神崩溃了，在茅草屋里泪流满面。

　　１９８０年代河南春都火腿肠风行中国，让临沂一位曾以杀猪为业的小老板动了心思，于是到河南偷师学艺后有了金锣。如今名噪一时的春都早已被人遗忘，而金锣却早成了全国最大的肉制品集团之一。

　　“西郊大棚底”——临沂批发市场的发祥地。当年的浙商走出临沂汽车站就在这里摆摊叫卖。“大棚底”让以农为生的西关发展成后来的“小香港”，西关居委也夺得“国内第一居”的桂冠。

　　
合伙人制应该是个体户发展的方向，只有走联合或者股份制的运行体制，才能提高个体经济的抗击打能力，家族式肯定是个“死胡同”

   “个体户不好干了。”

　　曾几何时，个体户一度是中国先富阶层的代表，最先尝到了中国改革的甜头，但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的今天，很多个体户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１９８１年，陈景田从摆地摊做起，积累下第一桶金后，开始做起显像管批发生意。“那时的利润还是比较厚的，虽然每次进货时要遭很多罪，但不到１年光景，我就成了万元户。”

　　进入上世纪９０年代，陈景田的资产已有几百万元。随后，他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还买了台豪华轿车。“后来，我改行做了一家娱乐城，但生意一直不景气……”陈景田说，正是从那时起，他手中的钱开始急剧缩水，直至后来的入不敷出，最后将娱乐城低价兑出。

　　此后，陈景田开始关注各种经营管理方面的书籍，立志从头再来，前几年，他在家人的鼓励下，重新做起了个体，但由于成本有限，只能先从的哥做起。

　　有专家预言：个体户群体已风光不再，他们正走向没落。

　　个体户们究竟遇到了哪些问题？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朱立春说：“这是必然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游戏规则’不健全，许多人‘一夜暴富’，但现在，随着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法律法规的逐渐成熟，‘死角’已越来越少，就连打擦边球的机会都少了很多，‘一夜暴富’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１９９３年，博兴县兴福镇许多个体大户纷纷携带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加入了镇办集体企业。也就是在个体户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红帽子”现象成了他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由于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较长时间没有明确，以及雇工不许超过８人的限制，部分私营业主心有疑虑，争相为自己寻求“红帽子”，挂靠在其它所有制单位，或冒领其他所有制单位执照。十五大之后，非公经济成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企业主纷纷摘掉“红帽子”。

　　这最终意外地演变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清晰运动。

　　“红帽子”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过往概念，但它的象征意义依然在警示着我们。

　　“个体户绝不会没落，一定条件下，他们会异军突起！”朱立春分析，从外部政策看，现在的政策远比２０多年前优厚得多，贷款和创业上都有扶持。所谓船小好掉头，个体经济在用人机制、资金流动以及项目开发等方面都有巨大优势，而且始终站在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更何况现在各级政府部门都在极力创造全民创业的氛围。“合伙人制应该是个体户发展的一个方向，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看，只有走联合或者股份制的运行体制，才能提高个体经济的抗击打能力，家族式肯定不是个体户的发展方向。”

　　（感谢王建中先生对本文的热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