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大战

　　季羡林遗产争夺战、侯耀文遗产争夺战、陈逸飞遗产争夺战、龚如心遗产争夺战、梅艳芳遗产争夺战……我们的眼球足够充血，我们的大脑足够亢奋，我们的娱乐足够歇斯底里。

　　有人为争夺遗产十几年如一日，挖空心思；有人为混入争遗产大军分一杯羹，不惜变身成为刚死之人的儿子、养子、情妇……这是个以娱乐为出发点和目标的时代，公开谈钱早已经不再羞羞答答，不谈钱到最后会成为傻瓜。

　　于是，很多人以价值观念、精神遗产的名义批判这些娱乐和被娱乐的人们，却没有人会真正重视那些所谓的精神遗产，除非它能转化成人民币。如果那样，则又是一场遗产大战的新起点……

梅艳芳母亲在遗产争夺案中败诉

名人消费的最后饕餮大餐

　　著名医学专家邝安堃不会想到，在他死了１６年之后的２００８年，围绕他的遗产争夺才终于落下帷幕。同时他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场历时１６年的遗产拉锯战，可能成为具有当代特色的遗产大战的起始坐标。

　　１９８８年，８６岁的邝安堃迎娶２３岁的浙江小保姆朱女士，上演杨振宁之前最具轰动效应的老少配。同样具有轰动效应的是，１９９２年，邝安堃因病去世之前，将自己名下所有动产、不动产悉数赠与朱女士，总值超过１０００万元。

　　于是，儿子们和比他们小３０多岁的后娘的遗产争夺拉开帷幕，直到２００８年，在父亲的遗书等铁证面前，儿子们终于认同了法院的判决，但对于这个凭空杀出来的小保姆，他们却只能咬牙切齿，无可奈何。

　　人们越来越发现，遗产是可以用来争夺的，尤其是那些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就去了的人，围绕他们会有怎样千变万化的可能啊。

　　和邝安堃眼光敏锐早早留下遗嘱不同，引发财产纠纷的，多为猝死的人。侯耀文猝死家中，未立遗嘱，他与第三任女友并未登记结婚，只有一双女儿可以分得遗产，但半路杀出个侯耀华。

　　话都没留一句，人就走了。这不是往家里扔炸弹吗？本着未雨绸缪的原则，一定要先立下遗嘱。最最重要的是，遗嘱中首先写明留出多少钱给自己下葬，“死无葬身之地”可怕又可悲。

　　很多人举起了手中的大棒，准备随时混入遗产争夺大军里面去。王永庆死了，却凭空冒出三个私生子，马不停蹄地要求进行ＤＮＡ鉴定，当年张国荣死后也同样半路跑出来一个干儿子。所幸张国荣死前早已立下遗嘱，而王永庆的一帮正统儿女们就傻眼了，老爷子的遗产是有定数的，弄不好得让那三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分一杯羹了。

　　不管是名人的前妻还是现妻，亲生抑或私生，好友、远亲、神秘人……一大群不该出现的人都在当事人去世后蜂拥而至。

　　其实，辛辛苦苦、无所不用其极争来了遗产，你也得有心有力去看着才行。几年前，龚如心还沉浸在与公爹争夺无故失踪的丈夫的４００亿港币巨额遗产，成功后顺利攀至亚洲女首富的位子。龚如心身前喜爱头顶红色蝴蝶结，扎着小辫子，身着迷你短裙，喜欢别人叫她“小甜甜”，因此被人形容为“６０岁的年龄，４０岁的外貌，２０岁的心境”。
 

　　可是，一切到２００７年便戛然而止，龚如心一命呜呼。如今看来，龚如心赢得了４００亿港币的财产，却输给了时间。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上帝也无可奈何的事情。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漫无目的地娱乐，消费目力所及的一切，尤其是名人，消费他们的穿衣吃饭、第三者插足、私生子无数，按照这个逻辑，名人们的身后事也同样成为我们消费的一大门类，没有人能幸免，包括最不该爆出“绯闻”的季羡林，以及略带绯色的侯耀文。

　　遗产，成为人们消费名人的最后一道大餐。

　　
无人问津的精神遗产内核，无希望的奴隶之邦

　　如果说关于龚如心、梅艳芳等人的遗产争夺仅仅停留在对金钱的争夺、关于消费娱乐的眼球效应，那么，当这种群起而争相歇斯底里的现象出现在诸如季羡林、陈逸飞身上时，很多东西已经在悄悄变化了。

　　遗产，成为互相谩骂的谈资，他们争夺的，或许并不止遗产本身。季羡林秘书、８１岁高龄的李玉洁说钱文忠“根本就不是季老的学生，季老也从没有承认过”。而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却说：“１９９５年以后，她（李玉洁）撇开丈夫，专门‘攻’季老，最终的目的是要嫁给他，得到他的财产。”

　　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侯耀文身上。“师父的万贯家财哪去了？那些珠宝名表田黄石羊脂玉哪去了？那些饰品家具字画藏品哪去了？”针对侯耀文的财产，郭德纲大声喊道。

　　人们对于大师的尊敬之感，就在这喋喋不休的争吵之中消耗殆尽。大师的尊容，大师留给这个时代无可替代的文化遗产，也被这纠纷遮蔽。

　　都说知识分子是这个社会的良知、栋梁、精英，如果说知识分子也像普通的富豪般被娱乐化了，那么我们的精神世界还剩下什么？我们民族的文化心脏是不是会被掏空？

　　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如果死后，有人针对其为文为人，有些讨论争议，实属正常。然而，很遗憾的是，风波却出在遗产上，跟学术毫无关系。

　　其实，从余秋雨开始，知识分子被娱乐化的已经太多了，但是，如果就连不问世事、淡薄名利如季羡林先生者也被这股汹涌澎湃的娱乐化浪潮所圈囿，其结果该是怎样的悲哀？

　　人们争相讨论的是他的字画、古玩，是他的遗产究竟被谁偷走了，最终落入谁手。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冒出来争相挖掘自己与老人丝丝缕缕的关系，几个跳梁小丑在前台呼风唤雨，以老人文化传人自居。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真的是老人精神的传人，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

　　郁达夫说：“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句７０多年前的话如当头一棒，依然萦绕在我们心头。

ＧＤＰ——遗产大战的出发点和归宿

　　有人在杂耍，才有人去掏腰包喜滋滋的看；有人绿了眼睛盯着某人的那些钱财，才有人绿了眼睛盯着那些绿了眼睛的人。而名人们留下的精神遗产，人们也是天天挂在嘴边，不仅挂，还卖，挂羊头卖狗肉。

　　突然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几年，围绕几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争夺，我们曾经和韩国打得火热。韩国人将端午节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感到很气愤，纷纷予以指责；韩国将中医说成韩医，我们也感到很不爽。

　　两国相争，我们没有将眼光死盯在钱上，但是却又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一个误区。

　　其实，韩国的端午节和我国的端午节是两回事，其实连名字都不一样，至于管它叫端午节那纯属翻译问题，应该叫端午祭。在时间上，端午祭从农历三月初就开始，一直持续到端午这一天，由于终点那天正逢端午，所以韩国人管他叫端午祭。

　　中医也是差不多的情况，我国中医药人才青黄不接，出现传承危机，这已经是世人皆知的事情。中医药从业人员数量逐年下降，中医药在全国卫生服务体系中的份额不断减少。据统计，我国西医从业人数约５５０万人，而中医只有４０万人左右，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减少了２０％。

　　而在韩国，由于韩医的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好，受人尊重，韩医也就成了年轻人竞相追逐的职业，想学韩医的比想学西医的还多。著名的庆熙大学韩医学院的录取率有时竟高达１７０∶１。

　　终于，我们也跟着去争夺这些隐形的文化遗产，可是情况依然不尽如人意。从“牛郎织女”的故事，六个省明争暗斗，到“梁祝故里”的传说，十几个城市虎视眈眈，直至今天山西两地对“帝尧故里”的“文化攻势”、河北三地对魏征故里“花落谁家”各执一辞。近年来的中国大地上，围绕着文化遗产的各种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起。

　　阳谷县与临清市相距不到８０公里，同属聊城市管辖。两地共同打起了《金瓶梅》这张牌，前者已经建起了“金瓶梅”文化区；后者请北京大学教授出招，自我定位为以《金瓶梅》休闲文化旅游体验为特色的旅游城市，而且打出了“《金瓶梅》故乡”的旗号。

　　ＧＤＰ，成为这场文化层间的遗产大战的出发点和归宿。

　　林林总总、冠冕堂皇打着文化旗号的遗产争夺，到底有几个真正与文化有关？

　　争夺还在进行，看客们依然大行其道。无论是名人们身后的钱财，还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价值观念、精神财富，还是扩而大之的民族文化遗产，我们拍手称快，我们叹息，我们无奈，我们哭笑不得，可是，到底还有多少真正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付之流水？

　　到底，越来越现代、越来越高智能化的我们，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