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学者胡锦光——问责制的道德悖论

引咎辞职是基于政治良心

　　《齐鲁周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与以往的有关法规相比，《规定》有哪些进步之处？

　　胡锦光：应该说以国家的名义出台法规来规范干部问责制，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这说明中国的高层已经下决心惩治那些乱作为和不作为的官员了。此外，《规定》也对引咎辞职、免职等问题官员复出现象做出了明确规定，这是前一阶段大家所议论纷纷的。

　　《齐鲁周刊》：大多数引咎辞职、被免职的官员都是因为媒体发现揭露问题，然后在网民中间掀起巨大的舆论风暴，最后不得不下台，能否认为，网民的民意已经成了问责程序的启动主体？

　　胡锦光：谈不上启动主体，从法律上来说，谁去任命谁来问责，权力机关是问责的主体，网民则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监督作用。

　　此外，仅仅有民意也是不够的，民意需要转化，需要通过程序，只考虑民意是所谓的“大民主”，“大民主”不是民主，它可能导致道德成为审判的工具，它会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狂热，从而阻碍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我们可以看到，在网民的舆论风暴下，被问责官员是根本无法辩解的，我们应当给予其申辩的机会和权利，这是目前所缺乏的。

需不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问责法？

　　《齐鲁周刊》：现阶段，需不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问责法？

    胡锦光：《规定》的出台是为了完善问责机制而积累经验，但专门制定一部问责法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问责制度主要追究的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并非法律责任。

　　《齐鲁周刊》：行政问责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司法问责，用辞职丢官来抵消应该承担的刑事责任。

　　胡锦光：政治责任和刑事责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追究哪种责任主要是看领导干部的行为和事故结果的关系，如果官员仅仅是领导、监督不力，就只承担领导责任；如果像去年山西襄汾的溃坝事故中的那些乡政府领导，发现安全隐患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发生，那既要承担政治责任，又要背负司法责任。

被问责官员不应该是无期惩罚

　　《齐鲁周刊》：此前，有媒体爆料称，许多被问责官员，都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纷纷低调复出，这引来舆论几乎一边倒的批判声。这给我们目前的问责机制提出一个问题：问题官员能不能复出？

　　胡锦光：《规定》对被问责官员的复出问题做了解释，《规定》第１０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党政领导干部，一年后如果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除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审批手续外，还应当征求上一级党委组织部门的意见。”

　　这个解释应该说明确了被问责官员的惩罚期。当然，问责官员复出首先要前一个问题有了结论，党纪政纪上有什么处理应该公开透明。免得官员自己不服气，社会大众也蒙在鼓里猜疑。当初被免职已经是承担了责任，也不能因为一件事就一辈子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