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钓者列传

　　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东部边缘，周围海域面积约为17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5个台湾本岛。中国有关钓鱼岛的最早文献出自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称该岛为“钓鱼屿”。1895年，日本趁甲午战争清政府败局已定，窃取钓鱼岛，并划归冲绳县管辖，钓鱼岛在日本的名称为“尖阁列岛”。

　　1972年，美国将琉球主权移交日本，一并将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也交给日本。自此，中国民间“保钓运动”开始。

　　“这是我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

　　8月15日下午，14名保钓人士乘船“启丰二号”冲破日方阻挠在钓鱼岛靠岸，其中7人成功登上钓鱼岛。方晓松是其中唯一一个内地人。他之前已参与保钓十年。

　　8月17日，14人被日本遣返，分两批返回。方晓松当天回到国内。他参加保钓十年，越到后来，越觉得自己是个温和的保钓者。以前他的网名叫“拔刀屠倭”，后来自己改成了“拔刀”。

　　方晓松不会游泳。启丰二号开到再也开不动时，距离钓鱼岛还有十多米的距离。

　　跳海，游过去。他排在第三位。

　　他看了看蓝的幽暗的海水，有点发怵。他说，那一刻他突然充满了恐惧感。不知道水有多深，他怕还没有到钓鱼岛，自己就淹死在海里。

　　要死，也应该上过钓鱼岛再死。他穿上潜水衣，身上拴了根绳子，一狠心，跳了下去。拉了拉绳子，他让人把他拉回到船上。再跳一次，又回去了。“本来应该第三个登岛，结果成了最后一个”。方晓松说起当时的犹豫，有点不好意思，“我不够勇敢”。

　　第三次，他没再回头，靠着岸上人拖拽绳子，他被拉到了钓鱼岛上。

　　在岛上的五个人站在两三平方米的一块大岩石上。方晓松立于五星红旗旁边。对面是34个日本的警察，拿着盾牌。五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分开跑分散对方注意力。

　　伍锡尧第一个冲出去，不到二十米就被两个警察按住。旗子倒在了一边。

　　方晓松和日本警察示意，表示他要去扶伍锡尧。他没穿鞋，走得很慢。警察没有阻拦他。在离五星红旗不到两米时，他弯下腰做出要扶起伍锡尧的姿态。

　　他突然发动，“箭一样冲出去”“拿着五星红旗开始狂奔去”，趁着日本警察没有反应过来，拿着五星红旗开始狂奔。

　　被抓是早就预料到的结果。方晓松和四位保钓人士在岛上待了一个半小时。有近一个小时，日语，中文，嚷成了一片，双方都在说钓鱼岛是自己的领土。

　　日本人举起了事先打好的A3纸，上面有“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请你们回去”的字样。方晓松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请你们滚开”。

　　在整个登钓鱼岛的过程中，这种强调一直存在。启丰二号距离钓鱼岛20海里时，日本的巡逻舰跟随在后面，通过船上的字幕和高音喇叭一遍遍播放：“钓鱼岛是日本的。”

　　在被撞击的时候，八个人进行了举手真人娱乐表决，是否把船搁浅在钓鱼岛。

　　方晓松投了赞成票。他说，这样，在钓鱼岛终于有了中国的东西。以后，每年都有理由来钓鱼岛，就说来看我们的船。

　　方晓松至今仍然觉得自己幸运。在内地，他是第八个登上钓鱼岛的人。他说他以为梦想从来遥不可及。

　　方晓松35岁，他说，自己这一代接受的爱国主义教育烙印更深。

　　坚持十年的保钓者不多。方晓松说自己有时候也有压力，比如家庭。他这次去钓鱼岛之前，家里一直不知情。

　　这一次，他打算把自己去钓鱼岛的故事讲给4岁的女儿。他要告诉女儿，什么是领土，钓鱼岛是什么样子的。

　　这是我一辈子最骄傲的事情，方晓松说。

　　“职业”保钓者

　　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秘书长李义强，8月3日在厦门组织召开了理事会，筹划此次保钓行动。会上，大家根据以往经验，认为登岛难度大，“成功率几乎微乎其微”，因此觉得只要进入钓鱼岛12海里内就是成功，“发出一种民间的声音”。

　　虽然没能一同出海，但李义强一直关注着前方动态。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在保证人员和船只安全的情况下登岛，可以说行动非常成功。

　　网上流传着一张钓鱼岛的照片，碧蓝的海平面上，一座岛屿露出一个三角形的侧面，覆盖着绿色的植被。“这张照片就是我拍的”，李义强去过钓鱼岛4次，没登过岛。

　　最近的一次，他距离岛屿仅几百米，“岛上有灌木丛、青草，远远望去，非常美丽，郁郁苍苍，我好想到上面去度假，乘乘凉、吹吹海风”。

　　钓鱼岛有多大?住在厦门的李义强举例说，面积约4.32平方公里的钓鱼岛，是鼓浪屿面积的2.5倍，所以如果绕钓鱼岛走一圈，可能得花上半天。

　　今年42岁的他，已从事保钓行动9年，现在是为数不多的“全职”保钓人士。从参与、策划再到组织民间保钓活动，他说是“偶然碰到”了这么一份责任，觉得应该担起来，里面有多大风险、难处，已不去计较。

　　“还有一个环节目前做不到，就是全身而退”，他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民间保钓的最难点，尽管上岛的方式方法很多，但不顾一切冲岛后，终难撤回，且这次行动势单力薄，因此能登岛已非常不易。

　　“大家都不容易，我们都很珍惜能走到一起的情分，出海的时候都是生死与共的。”李义强说。

　　出海有风险，但他们不会想着一定会怎样，“我会乐观地告诉大伙儿，行动上统一，减少不必要的意外，达到目的就好，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只是在经历这个过程”。

　　什么样的险不能去冒?李义强说，船上也是有规矩的，第一船上不能喝酒，第二风浪大的时候不要独自靠近船边，第三在冲突时行动听指挥，视日本人的冲击力而定进退，“安全首先是第一位，不管怎样，该撤退就撤退，来日方长”。

　　此次保钓，船上带了砖头，李义强说，这是为登岛准备的，哪怕很多时候是徒劳的，但“登岛是每个保钓人的夙愿”。但民间不能超越民间的范畴，他们给自己制定了这个标准。

　　用砖头做“武器”，只是一个反击，“无非砸在甲板上给他一些声响”。他透露，此前保钓人士也曾用弹弓，“打中对方后他们还哇哇叫，现在已经更加友善了”。

　　李义强记忆中最“狠”的招数是扔墨水瓶，出海时曾往船上运好几箱，“砸过去一片红、一片黑的，给他点颜色看看”，而最“笨”的招数是在船头洒洗洁精、倒油，当对方跳过来登船时自己滑倒，后来被高压水枪一冲什么都没了，“这东西浪费，不实用”。

　　“至少你得先生存下去”

　　李义强参过军，原先是厦门一家大型网吧的老板。2003年第一次出海后，他赢得“厦门班长”的称号。

　　现在，他称自己是“职业保钓”人士。网吧开了3年，2005年停掉，“原因不想多说，外部压力加上自己的精力不够。”

　　他不愿意谈及自己的家人，“其实爱国和爱家没什么区别。”他说。尽管这些年，他因专于“保钓”将家人全部得罪，甚至到了现在“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境况。

　　最近这次未成行的“保钓”行动，是李义强一手组织，岸上协调人员全都住在他亲戚家，为了方便联系，他家专门新装了两部电话。

　　出行经费昂贵，一次出行，光油料和租船费用就要6万。李义强称：“一些是靠募捐，一些则是自己掏钱。开网吧赚的第一桶金，现在已经花得差不多。”

　　前几天一直在准备，李义强没有上网，不过他也预见到了网上对此次行动的评价：一定是鲜明对立。一种认为他们“爱国”，另一种则认为他们是“愤青”。

　　“如果你认为我是愤青，那你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如果你的行动比我好，那我就跟你。你不拿出行动，那请你闭嘴!至少我们在做。我们参加这次‘保钓’，是出于对国家的一点责任。”

　　除了“保钓”，他还参加过一些当地的维权行动，2007年厦门“XP项目”事件，他和维持秩序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他称自己会坚持下去，“虽然前方依旧困难重重，但是希望民间的这种呼声能得到重视。”

　　对这种困难，童增也深有体会。

　　2003年12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正式成立，保钓人士童增为会长。“不过，该会只是一个名称，在大陆没有注册，事实上，我们经过努力，但还是注册不了。”

　　不过，在这个“联合会”的组织下，原本分散的“保钓”人士得以集中，后几次的出海“保钓”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2004年11月，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中国香港正式注册，不过是以“公司”的名义。

　　童增认为这是一种进步。

　　童增并不认同李义强的“职业保钓”，这也是两人的分歧所在，“至少你得先生存。”童增说，他一直鼓励一些“保钓”人士做点生意，先养活自己。

　　据记者了解到的情况，国内一些“保钓”人士近况大都尴尬。如童增，虽然开了公司，但据他所说，为了“保钓”“对日索赔，”遭遇了“单位辞退、家庭破裂”。

　　对于最近的“撞船”事件，保钓联合会的一些成员去日本驻华大使馆抗议，童增反复强调“最重要的前提，不要和政府对抗，不要有暴力事件。”

　　李义强原先的网吧里，有一个可以休息的小酒吧，墙上，挂着多幅当年几次“保钓”行动的图片，场面惊险，犹如好莱坞大片。至今，在李义强的脑海，这一切历历在目。

　　(文据《新京报》、《京华时报》等)

　　■链接

　　14名保钓人士身份揭秘

　　据日本共同社8月16日消息，日本冲绳县警方和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公布了因登上钓鱼岛而被逮捕的14名保钓人士名单如下：

　　冲绳县警方公布的名单

　　方晓松(35岁，个体户)、曾健成(56岁，前香港区议员)、伍锡尧(45岁，工会理事长)、卢松昌(60岁、专科学校教师)、古思尧(66岁、社会活动家)。

　　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公布的名单

　　梁培锦(45岁，电视台摄像师)、蒋晓峰(40岁，电视台记者)、杨匡(45岁，船长)、张金满(64岁，机关长)、罗揕就(62岁，船主)、王化民(67岁，船员)、郭容明(50岁，船员)、张伟民(30岁，船员)、张伟强(39岁，船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