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二号列传

　　张瑞敏和杨绵绵，周厚健和于淑珉，任正非和孙亚芳，朱江洪和董明珠，史玉柱和他的CEO刘伟，甚至马雪征在联想时之于柳传志，以及“夫妻档”潘石屹和张欣、李国庆和俞渝等，都是中国企业领导层“男女搭配”的典型例子。

　　中国企业领导层出现的“女二号”现象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独特的管理现象，也是中国30年来女性进步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女二号映衬“男一号”存在的制度缺陷与性格弱点

　　感性、柔性、韧性，聪明、细腻、有激情，还有——忠诚……女性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她们更注重细节，更宽容，对社交更感兴趣，会见陌生人更轻松。她们喜欢被信任的感觉更胜于被尊敬，喜欢被授权的感觉更胜于控制，喜欢平等和谐的团队更胜于权力本身。她们是优秀的倾听者、追随者，甚至崇拜者，而不是主导者。

　　“这种作用有时候是很难被男性所替代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她们是隐形冠军、幕后英雄。”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彭剑锋说，“一个成功的男企业家背后往往有一个很好的事业伙伴——女性的事业伙伴，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阴阳配’。”

　　这也许是中国30年来女性进步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也是中国商界区别于西方独特的管理和社会学现象。“中国这一代企业家出现这种现象是历史的选择，与创业的发展过程是有关系的，当年他俩一块儿进工厂，一二十年合作下来了，形成了命运共同体。西方职业化、社会化程度高，可能CEO一天到晚都换，就很难形成这种默契、长期的事业合作伙伴关系。”彭剑锋说，“杨绵绵与张瑞敏的合作，孙亚芳与任正非的合作，是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历史选择，可遇不可求，不可复制。”

　　此外，“女二号”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反证了第一代企业家——“男一号”存在的制度缺陷与性格弱点。

　　彭剑锋说，他认为，随着中国商业的进步、职业化程度的提高、公司治理的完善，“女二号”这么鲜明的独特性可能会淡化，“但是人才的互补、阴阳的调和永远是存在的”。

　　“武则天毕竟是少数”

　　也许是巧合，在千禧年前后，中国和西方的商界都迎来了“她世纪”。1998年，卡莉·费奥莉纳成为惠普CEO，“不再把商场上的自己看作一名女性了”。同样是这一年，孙亚芳任华为董事长。2000年，青岛家电三强海尔、海信、澳柯玛都由女性出任执行总裁。

　　李银河告诉记者：“中国第一次妇女运动主要是争得男女平等、选举权这些东西，第二次妇女运动才开始争取在经济领域能够占一席之地。”

　　由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以及女性本身的特点，“女二号”一般很低调，埋头做事，不像男性企业家那么张扬。彭剑锋说，“很多中国企业凡是‘男男配’的到一定程度上都会分裂，可能一个男人从骨子里很难完全认同另外一个男人，一有机会，他就绷不住自己的野心……”

　　所以，“阴阳配”发挥了男女各自的优势，形成了一种合力。彭剑锋说：“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看，领导力首先是形成互补性的人才结构，一把手二把手之间的二元结构稳定就能带来整个组织的稳定。中国企业很大的问题是领导层二元结构不稳定，一把手二把手之间很难‘决一雌雄’。雌雄一旦决定了，其实这个组织就稳定了。”

　　在华为，副总裁们走马灯似的换，惟独任正非与孙亚芳的合作十几年没有变。《走出华为》一书将之形容为“华为的左非右芳时代”。甚至有人夸张地说，华为任何人都可以走，但只要“左非右芳”这个最核心的管理结构存在，华为就有未来。

　　巨人网络CEO刘伟说：“我认识的很多大公司老板特别愿意找一个女性的合作者，她们考虑问题周到，还能够管理团队——因为男人在管理时一般很少参与情感成分，沟通方式像个一般群众。另外，女性也是团队中的稳定因素。要是两个男的，就会互不服气，对公司伤害很大。这种例子可不少。”

　　“女二号”往往是一把手忠实的追随者、崇拜者。彭剑锋说，中国第一代创业型企业家都是个人魅力很强，都有领袖的霸气和个人英雄主义，比较容易获得女性的崇拜。他们彼此了解、默契，但关系很纯粹，“甚至有时候比跟自己太太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事业伙伴的特点是两人手拉手一个晚上也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是心心相印。”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写了一章“女人”，说女性这些年在民营企业先后起到过支配、控制、从属与补充以及合伙合作的作用，有少数聪慧且能干的女性成长为股东、合伙人、CEO，但当一把手的少，这和性格、心理素质、知识结构等因素有关，“商业还是男人的舞台”。

　　彭剑锋说：“‘女二号’们擅长财务、人力资源、内部管理，还有营销、市场推广、公共关系，但是在战略层面、文化层面和技术创新层面上，女性领军人物很少出现。”

　　“武则天毕竟是少数。”刘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