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下一步是如何让城市反哺农村

　　2013年全国特别是一线城市土地市场迎来一个开门红，来自上海一家房地产研究院统计数据，北上广深十大典型城市1月土地出让面积达到2602万平方米，出现一年来的首次正增长，增幅高达77%。而随着“城市化”脚步加快，全国范围内的“征地运动”恐怕才刚刚开始。中国正面临一场新的“土地革命”。我曾在《财经郎眼07》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不断征用土地，已经扩张到了农村这个地方。是否能够通过一种有效的制度运作，让城市来反哺农民?王福重在他的新书《公平中国》中指出，土地制度的改革创新，应该以农民利益为本。

　　从另一角度切入，这些城里人跑到农村去是不是能够带动农村发展?比如说德国，就有很多这种中小城镇。还有当年韩国的“新村运动”。再就是日本。美国前总统卡特去日本访问时，说你们日本为什么没有农村?陪同的人告诉他，沿途许多景观都是农村。原来日本无论是从建筑景观、基础建设还是从民众穿衣打扮上，城市和农村都差不多，没什么区别。日本的农民很富裕，他们的收入是城市人的几倍。

　　我们今天是在整个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思考这个问题，其实现在有两个制度亟待突破，一个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要解决的不是户籍本身，而是户籍背后庞大的利益集群。另一个是土地制度，因为土地能生钱，而且越来越值钱，土地就是财富，在这个情况下，拆迁、征地就出现越来越多的跟土地相关的案件。

　　最近有一些可恨的学者提出要搞土地私有化，一旦搞土地私有化会是什么结果?土地迅速增值，它的涨幅不是百分之几，而是百分之几千。中国的“城市化”自古以来就是征地的开始，比如早期北宋的开封，人口近百万，是当时最大的城市，它就是征地来的。问题是现在中国的“城市化”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怎么可能私有化?

　　在东部沿海城市，包括浙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势必就是因为土地的诱惑。以及后来的西南地区城市化模式被媒体解读为土地换户籍，也是跟土地相关。这是否意味着在这背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需要一场二次改革?其实“城市化”就是在做土地改革。如果说西南地区很成功的话，那它也不可能复制到其他地方。

　　西南地区的模式跟广东模式各有一点，我觉得可以提出来做个讨论。它推出一个地票制度，就是说为避免侵占耕地，开发商也好，政府也好，只要建房子就必须先买地票。地票是什么?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城郊，还是在更偏远的农村，如果你想拿城市户口，就必须放弃宅基地，你要把它复耕为农地，复耕一亩农地给你一亩地票。开发商想开发地产，就必须先买地票，而这个地票一律公开竞价。2010年4月份，一亩地票卖到14.4万元，全部归农民。因此，偏远地区的农民也有动力了。“城市化”的好处不是只让城郊农民享有，而是透过地票制度可以让更偏远农村的农民也能够享受到。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化解社会矛盾。广东有一个深圳模式，它是2009年12月份推出的一个新办法，就是城中村就地改造，村民选出自己的代表，选出自己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搞股份有限公司，直接跟开发商谈判。

　　这种农用地征用方式是一种企业化、集体化的运作模式。村长一般都是董事长，村民当股东。除跟开发商谈判，村里还可以自己盖，盖了以后，透过比较好的方式分给村民，这样农民也能够享受到“城市化”的好处。但我们未来应推动的既不是西南地区的模式，也不是深圳模式，因为讲得很清楚，我们大部分城市既不像西南那样是个大农村，也不像深圳那样缺乏土地。应该是一种综合，就是说考虑透过某种形式，把深圳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和像西南这样的地票制度综合起来，结合当地情况，摸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子。总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

　　单打独斗不如联合起来闯市场。可以像深圳一样搞股份有限公司，比如你这边有1000亩土地，怎么开发?就是由你们所选出来的董事长跟总经理负责跟政府谈判，跟开发商谈判，然后利益归于你们这一批人。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农村在反哺城市。比如工农产品“剪刀差”，城里人享受着廉价的农产品。走到今天，“城市化”不断扩张，城市是时候来反哺农民了。所以，目前各级政府可以考虑做一个西南地区模式跟广东模式的结合。至于怎样做，我只提出一个思路。目的很明确，就是如何透过土地政策让城市反哺农村。

　　作者简介：

　　郎咸平 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等方面的研究。素有“郎旋风”、“最敢说真话的经济学家”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