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最大问题是官员冒充股东

　　企业总经理由谁任命?董事会还是国资委?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看来，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官员冒充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本身是政府官员，然而此股东非彼股东，把彼股东的口头用在此股东上，是不对的。”

　　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商”

　　最近，几位国企老总邀请张维迎私下去国企看看，张维迎欣然赴约，表示自己“看待国企的态度没有想象得那么坏”。但很快，这位颇受争议性的经济学家便将话题再次引到国企身上。

　　目前按照国企程序讲，董事长是由董事会履行程序来进行，但考核则经过国资委。在西方，企业的总经理应由董事会说了算。“这就是问题，国企大股东本身是政府官员。我们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府的官员冒充股东，享有股东的权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此股东非彼股东，把彼股东的口头用在此股东上，是不对的。”

　　其实，张维迎一直对企业家研究情有独钟。在他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因此他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在市场化的改革道路上激发出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他为此特别打过一个比方：企业家和中国丰厚的劳动力资源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不过“企业家是1，后边跟的0越多，力量就越大，但是没有前面这个1的话，这些0 就是没有用的”。

　　数据显示，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更有意思的是，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张维迎一再强调，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主要是制造业与商业贸易;第二次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重点在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第三次企业家浪潮则发生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他们是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耐人寻味的是，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中国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因此，张维迎大声疾呼，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是经济增长的国王，是新时代的英雄，“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

　　改革的核心是法治，而非经济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令中国取得了瞩目成就;与此同时，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和雷区，各种体制性、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甚至出现了“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两种针锋相对的判断。

　　对经济学家张维迎来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潮他都难以认同，因为它们的本质和内核是一样的：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使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更准确地说，它们都“过于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过于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过于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

　　在他看来，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目前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从根本上说，关键在于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更好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张维迎一直是个不缺乏争议的人物。他认同采用渐进的、平稳的方法来实现改革、转轨与发展，好比“我们要修路，但是得留出一边的老路可以走，你不能同时把全部路段砍断等修好了再走”。但他更为强调的是改革就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定会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

　　张维迎认为当今中国改革的核心、方向和目标“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法治问题”。只有健全法制，保证产权、保障民主，政府的行为才能规范，市场秩序才能建立，企业家才能获得发展的安全感、创新的动力与成长的恒心，人们才能实现有尊严地生活、创业和创造价值的自由。

　　张维迎将中国未来的决定性因素归纳为两点：我们的理念以及我们的领导力。改革前20年，“是理念战胜利益，我们相信了的东西，尽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改革取得了进步;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利益战胜理念，没有多少人在谈理念”。“如果对市场的理念、对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对开放社会的理念能变成普通大众的理念和领导人的理念，如果这些理念能再次战胜利益，如果领导人掌握了有理念、有担当的领导力，中国的改革才不会逆转，我们的社会才有美好的未来。”张维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