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工史(2)
而到了外面的世界后，在用劳动换取金钱的同时，孙亮也感到很无奈。
“那时候，我只是这座城市的边缘人。”孙亮说，像他这样的进城农民工，需要登记办理暂住证等多项证卡，交手续费，年年验证审核，年年交费。“连上街都要五证俱全，随时会被查证，少一个就被罚款，甚至遣返”。
孙亮说，他在深圳打工期间，换过五六个公司，没有任何一个厂家和他签过劳动合同，更别提保险、补助、体检等社保福利。工作时间、强度就只看老板一句话，还经常被恶意拖欠、克扣工资。
回到土地
生性好动的孙亮在电子厂只做了半年多时间，就离开枯燥的流水线工作开始跑业务。随后，他换了很多工作，卖过电吹风，在建筑工地上推销过建筑筛网。
１９９２年，孙亮开始频繁跳槽，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自己做老板的行业。１９９５年初，孙亮在南山区租下一个门面尝试开店，并获利不少。
但好景不长，１９９７年前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很多乡镇企业破产，孙亮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
也是在这个时候，孙亮听说山东老家镇上要开发，规划了很多马路，还要出售地皮。于是，带着在南方经过洗礼的头脑和赚来的资金，孙亮回乡在镇上买了一块地皮，建了房子，把户口从村子里迁了出来，并尝试在当地经营天然气，但很快亏本倒闭。
近十年间，这是孙亮第一次回家。和数万打工者一样，孙亮不得不在外过年。不回家的原因，不是不想回家，而是每到年关，要么工资被拖欠，要么有钱也买不到平价票，即使从票贩子手里买到了高价票，也担心挤不上沙丁鱼罐头一样的火车。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以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高潮，春运成为社会热点，铁路运输是重中之重。
他们的第二代
除了对父母的愧疚，孙亮最放不下心的就是他的儿子孙强化名。当年，结婚三天后，孙亮就去了深圳，妻子生完孩子后也赶去做工赚钱，年幼的儿子一直跟着外公外婆生活、读书，成为留守儿童。
由于父母都不在身边，再加上老一辈对孙子的宠爱，孙强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没有人能管，老一辈人只顾得别让孩子冻着、饿着”。
父子之间的沟通，仅凭借为数不多的电话，内容也局限在问问考试成绩排名等简单的一问一答上。孙亮只知道儿子迷恋网络，可是连儿子上网做什么他都不知道，“除了要钱，儿子好像没有别的话和我说。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
孙亮对这个城市也始终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和本地人再怎么交往都会有距离感。尽管他已经买了房子、开上了车子、成为了总经理，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广东人”、一个“城市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永远都是一个农民”。
和孙亮相比，儿子孙强却更愿意成为“广东人”。
当孙强偶尔在暑假时到广东和父母小住时，他跟着父亲和客户、同事一起饮早茶、烧香。对这一切，孙强充满了新鲜感，毫不排斥。
一直在细细观察儿子的孙亮很相信自己的计划，“儿子喜欢这里，我想他不会拒绝的”。
■链接
中国农民工政策变化
□１９８４年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１９９２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乡镇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对廉价农村劳动力产生强烈需求，使得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入一个高潮期。
□２００３年
６月２０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发布，自２００３年８月１日起施行，终结了收容遣送的历史。
１１月２２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通知》，严打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
□２００４年
中央“一号文件”下发，第一次从理论上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列为产业工人。当年１月起，东莞首次官方确认民工紧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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