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减税１万亿，遏制政府浪费
近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的GDP增速目标7.5%，对此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表示“增长下滑不只是一场修正，也不只是周期性的下滑，而是长达20年的投资与出口增长模式的终结”。他认为转向新的增长模式需要痛苦的改革，如果中国拒绝变革，接下来就会经历失败的十年。
现在是中国实施经济改革的最后机会
《齐鲁周刊》：您为何说经济放缓对效率和社会稳定都是一件好事。
谢国忠：过去三年的增长太过依赖房地产泡沫和过分昂贵的政府项目，通过向效率高的行业征税来补贴效率低的行业。这可能会在短期内扩大经济，但是将在未来导致危机。经济放缓阻止了经济中的肿瘤的生长，给中国更多时间来解决结构性问题。
《齐鲁周刊》：目前中国是否适合进行结构性改革?
谢国忠：比较适合。蓝领充分就业，工资上涨的压力有助于社会稳定，国际贸易仍然保持盈余，巨额外汇储备足以缓冲贬值压力。尽管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但中央政府和家庭部门负债水平很低。全国总负债率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例可能已经超过200%。但还不至于像欧洲和日本那样削弱增长。
实际上，现在可能是中国在不造成大规模动荡的情况下实施经济改革的最后机会。如果国家允许债务继续快速增长两到三年，贸易可能就会出现赤字，调整期间债务水平可能就会过高而抑制增长。2012年，中国应该为能在有利条件下推行结构性改革而庆幸，而非抱怨增长率过低。
《齐鲁周刊》：措施如何?
谢国忠：中央政府现在可以在不造成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采取如下措施来增强信心：其一，将房屋的70年产权调整为永久产权;其二，将最高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率从45%削减到25%;其三，两年内将社会保障税减少一半。这些措施将向市场表明中国对待改革的态度是认真的，将立即终止货币贬值的压力。
为什么要减税一万亿?
《齐鲁周刊》：前面您提到的，哪些是效率低的行业?
谢国忠：快速扩张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以及那些依附于前两者的私营企业都是效率低下的代表。过去，中国的低工资和高出口吸收了此类效率低下的成本，仍然能够保持经济增长。随着这两项优势迅速消失，除非这些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否则中国经济将在未来几年经历滞胀和高通胀。
《齐鲁周刊》：您对提高效率有何建议?
谢国忠：一般而言，赚钱容易就会降低效率。政府部门通过税费和从银行低价借贷，轻易获取了大量收入，这部分过于容易获得的钱导致了政府部门的大规模扩张。
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这可以通过减少政府投资项目实现，有可能被削减的项目本身就是累赘。1万亿元的减税目标可以通过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降低五分之一来实现。比如，增值税降低五分之一，将会从现在17%的税率降低到13.5%。
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削减到25%并不会明显影响财政收入。个人所得税收入在2011年前九个月里只占中国财政总收入的7%。但是，这会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很大影响，对各地的高收入人群有很大吸引力。这些人转向中国，将会提高中国的生产力和国际地位。这一行动可以说是投入小，回报高。
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三分之一，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55%的水平。物价高是低消费的主要原因。将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减少五分之一，将肯定能够刺激消费。消费增长额很可能会超过减税额。
不能容忍政府部门的低效率
《齐鲁周刊》：您怎样评价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的效率?
谢国忠：就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选择和成本而言，政府部门的效率低下可谓根深蒂固。现行体系本应通过发改委的审批程序来限制此类低效行为，但显然无济于事。固定资产投资的浪费情况随处可见。专家评审也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专家从政府领取报酬，他们只说政府想听的观点。只有公众监督能够提高效率。地方政府应当将其各项支出放到网上让全体公民监督。
国有企业的浪费行为和财政支出不相上下。资本支出的采购是效率低下的最大源头。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贷款为资本支出融资，以此掩盖这种效率低下。只要资本支出保持增长，国有企业似乎就是健康的;一旦降低了资本支出，问题就会浮现。实际上，如果现在的趋势继续维持，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可能会引发一场银行危机。
中国的现行体系表面上似乎有严格限制。上市公司必须具备设有独立董事的董事会和监事会。但实际上这都是表面文章。独立董事通常都来自关系方。监事也完全不监督。中国的国有企业通常都是由有政府后台的人员进行管理的，因此在经营决策方面常常会受到政治驱动而做出取悦政府官员的决定。
改革国有企业治理，提高经济效率，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在当前环境下，已经没有空间继续容忍这种明显的低效率了。如果无所作为，国有企业就会像1998年一样再次走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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