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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湾大桥建设纪实⑦拥抱爱情 拥抱苦涩

2009-10-22 22:27 《齐鲁周刊》/ 解永敏 赵方新 /

  《庄子》中有一个美丽而哀伤的传说:一位叫尾生的男子与他的恋人相约在一座桥下见面,先到的尾生在桥下敬候佳音,没想到本来干涸的河床突发洪水,为践守当初爱的诺言尾生死死抱住一根桥柱,最后被激流吞噬……


  在青岛海湾大桥采访期间,记者禁不住想起这个故事,继而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假如尾生和那女子的爱情没有被山洪扼杀而是像成千上万的恋人一样走进婚姻的殿堂,而且就生活在这个叫海湾大桥的工地上,他们会是什么样子?


  关于爱情,关于婚姻,关于家庭,在海湾大桥建设工地上永远都是一个敏感而无奈的话题,都是一轮无法画圆的月亮,一段既甜蜜又苦涩的回忆,或者叫遐想……

 

“电话情结”里的苦乐年华


  对那些常年在外施工的人来说,电话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工作上的不可或缺,更在于通过它的电磁波可以压缩相思的距离、穿透亲情的隔障、熨平牵肠挂肚的惦念。传一声平安,问一声康宁,道一声祝福,还有什么比话筒里传出的那一声“爸爸、妈妈”、“你要注意安全”、“我和你爸都挺好”……的声音更叫人踏实和心醉?


  这种特殊的“电话情结”,几乎盘绕在每一个施工人员的心头,呼之即来,挥之不去。采访中,记者曾亲耳听到一位项目部财务主管感慨的话:“光跟家里打长途,一个月就是好几百,占掉了工资的十分之一多……”


  青岛海湾大桥第七合同段项目部副经理霍凯荣和他的妻子常健,接受记者采访没说几句话,就谈起了跟孩子打电话的悠悠往事。那些往事,也催下了他们夫妻滚烫的热泪。


  霍凯荣和常健是大学时的校友,毕业后一起分配到中交二公局,像许多“工地夫妻”一样,两人平时如影随形,双栖双宿,过着让许多两地分居的工友眼热的小日子。但2000年,他们的女儿在江西一个项目工地上出生后,这种单纯的甜蜜在不知不觉中掺杂进些许苦涩。“孩子7个月的时候,我们就把她送回了内蒙古农村老家。那些天,心里没着没落,一到晚上就想给家里打电话,但一想到电话里孩子委屈的哭声就打消了这种‘非分之想’。”


  那段时间,霍凯荣和常健像丢了魂儿一样,“后来听她姥爷姥姥说,孩子经常抱着电话喊爸爸喊妈妈,她以为我们住在电话里不出来跟她玩呢……”


  孩子两岁,夫妻俩难忍牵挂的煎熬,就把她接到江苏一个项目工地上。在两人的回忆里,那是一段甜甜蜜蜜的时光:不论一天的工作有多累多苦,也不管有多少烦心事,只要一想到下班能见到女儿那红扑扑的小脸,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浑身就有种充电的感觉。两个月后,为了不耽误各自的工作,他们只好又把孩子送回了内蒙古。“刚刚和孩子建立起来的熟悉感很快就又消失了,我们经常责备自己,要是孩子大了以后问我们为她付出了什么,我们怎么回答呢?”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边,小家伙回到内蒙古后竟说起了江苏话,惹得村里的小朋友们都笑话她,不愿跟她玩。一个月后,孩子才又改说内蒙古话。父母来电话责备他们:“不该让孩子胡乱学话说。”霍凯荣夫妇心里五味杂陈,一晚上辗转反侧,愁容相对。从此,他们再也不敢贸然把孩子接到工地上来了,尽管还是心有不甘。


  孩子一岁半到三岁时经常生病,有时候半夜里打过电话来“找爸爸找妈妈”。孩子在那边哭,常健就在这边哭,霍凯荣则独自唉声叹气……


  讲到这些,常健禁不住潸然泪下,霍凯荣也晕红了眼圈:“孩子今年九岁了,我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从去年7月份见过一面,到今天又快一年了,却一直没能再见到女儿。”


  霍凯荣和常健告诉记者,过去看到自己的同学家庭稳定,两人很是羡慕,“咱什么时候能过上一家人在一起的团圆日子?”就这么样两人商量着。凑起钱来在单位机关的驻地西安买了一套房子,梦想着有一天也过上那种稳稳当当的日子,但房子装修好了“却一直没人住,而且也不知道要空到哪一天”。


  在青岛跨海大桥工地,霍凯荣负责本项目部的安全和设备管理工作,常健是合约部部长,尽管依然要每天品尝思念孩子挂记老人的苦涩,但他们自言现在已经习惯了,细细品味这“思念的滋味,淡淡的苦涩里还裹藏着一股期待的甜蜜,也懂得了用十足的工作劲头作秘方,来冲淡牵挂之情”。


  采访就要结束时,霍凯荣攥着妻子的手对记者说:“既然从事了这项工作,就得一直干下去,每当看着自己亲手修建的一座座桥梁,心里的成就感也就油然而生。也曾经想到过离开工地换一份工作,可一想到那份沉甸甸的成就感,继续坚持下去的勇气就直冲心头……”


  无数对夫妻,同一种境界。


  采访中,记者面对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想得最多的是这样一句话:拥抱爱情,拥抱苦涩。爱情似乎永远与苦涩相伴,只因有了苦涩,才使爱情更显甜蜜。当然,这样的体会,惟有我们的桥梁建设者们最深刻。

 

没拍成的“全家福”


    赵海洋和程蓉的故事要追溯到大学期间的一次邂逅。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四川绵阳师范学院读中文本科的程蓉经老乡介绍,认识了在陕西长安大学读测绘专业的赵海洋。赵海洋潇洒的举止和幽默的谈吐,不经意间捕获了姑娘的芳心。然后,便是所有爱情必不可少的花前月下和海誓山盟。


  程蓉是个典型的川妹子,对爱情的炽热就像川菜里的红辣椒。但她也清楚自己选择一个学工程的人依托终身,等于选择了一种漂泊无定的生活。


  大学毕业后,程蓉被安排进老家的县委宣传部工作,而赵海洋则毫无悬念地奔赴了施工第一线。被爱情的火焰点燃的两颗心灵,并未因分离而冷却。相反,距离却检验了他们情感的深度。2007年7月,程蓉在朋友和家人的劝阻声中,毅然向原单位递交了辞职书。“一方面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但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爱情。”


  随后,程蓉带着一颗充满爱的憧憬的心,辗转来到青岛海湾大桥工地。于是,在胶州湾畔又多了一对“执手共看夕阳的情侣身影”。


  怀孕8个月的时候,程蓉才请产假,并在工地产下一个胖男孩。对此,她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合同段在这里生了四个孩子,结婚的有五对。”对于一出去就是一天、只有晚上才回来的丈夫,程蓉更多的是理解和宽容,甚至“生孩子的时候,在黄岛开发区医院里,他只照顾了三天就匆匆地走了人”。


  关于将来,程蓉和赵海洋曾有过一次对话:


  赵海洋:“我们有没有将来呢?”


  程蓉:“肯定有。”


  赵海洋:“我们的将来在不在这里?”


  程蓉:“肯定在这里,要是离开工地,你的前途也就无从谈起。”


  赵海洋:“终生与工地相伴?”


  程蓉:“当然,别无选择。”


  ……


  开工后的前三个月,赵海洋整宿整宿睡不踏实:“那一阵子,我所负责的栈桥测绘工作不知扼杀了我多少脑细胞!”施工栈桥是开展所有海上施工的前奏曲,它的成败事关整个工程的进度,而在苍茫的胶州湾里搭建栈桥,最大的难关就是测绘定位的准确性。而这个看似一般的要求,在没有参照物的海面上陡然增加了N倍的难度系数。为此,项目部专门购置了一台GPS定位仪,面对这个高科技玩意,大伙儿一下犯了难:“早先只是听到过这家伙的名儿,可就是从没接触过,熟练操作更是没影儿的事。”


  从那以后,赵海洋整天伴着这个“新朋友”早出晚归,按照说明书上的解释翻来覆去地摆弄了几天,也就渐渐有了感觉,渐渐摸懂了它的脾气:“我们搞测绘的人经常接触新仪器,大多数都是‘先结婚再谈恋爱’。”他很幽默,说出话来常常生动形象,也常常让人笑声不止。


  栈桥是在一个晚上贯通的,第二天下午,听到消息的赵海洋激动地在上面来回跑了两趟:“感觉舒服极了,那天是我到海湾大桥后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栈桥是从两个方向同时修过来的,如果自己测量有误,栈桥两端对不上麻烦就大了。”


  赵海洋清楚记得那天的太阳很好,明亮的阳光似乎瞬间照彻了他的全部身心。那一刻,赵海洋望着家乡的方向,澎湃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明白哪怕一点一滴的成就感,都不是唾手可得,都需要自己、需要家人数倍于此的付出。


  “去年奶奶中风抢救时,想回去看看她,结果因为工期紧张没回去,后来奶奶就瘫痪了。”今年春节带着程蓉和孩子回去,赵海洋在奶奶身边聊了两个多小时,但奶奶一开始不认识他,后来才认出了自己的孙子和重孙子。赵海洋拉着奶奶瘦削的手说:“咱们照张全家福吧?”奶奶布满皱纹的面孔展露出笑意,可看看天气不太好,他又说:“过一天再给大家拍吧,一定拍张漂亮的全家福。”结果他离开奶奶刚刚半小时,电话就打过来说奶奶不行了,等他紧张地赶过去,“爷爷已在那里烧纸了。我要是在奶奶身体好的时候回家,这全家福不就拍成了吗?”


  这张没拍成的“全家福”,成了赵海洋心底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但这个乐观的小伙子,并没任由自己的情绪沉浸在灰色的回忆里,他说这样的缺憾对于工程人员来说,几乎就是家常便饭。也正是这些缺憾,让他们学会了珍惜、懂得了把握。“这种缺憾本身就是一种生命的张力,它告诉我们当你面对一个工程时,要使出最大的努力,不留缺憾,多留美好……”

 

男人的肩膀叫担当


  一个午后,记者在黄岛的一间板房里偶遇湖南长沙人何韬。


  何韬看上去有些慵懒和疲惫,或许是我们的到来打断了他的午休,坐在我们对面的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竭力想把“困神”从自己的躯体里驱赶出去。


  这是个从相貌到语态都非常“湖南”的中年人,略微发福的体态,文质彬彬的气质,一口轻软的湘音,但他的表达却一点不拖泥带水,而是斩钉截铁,时时表露着湘人凡事敢于担当的精神。


  何韬,青岛海湾大桥第八合同段项目部总经济师。他对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很像某本家庭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处在自己父母、岳父母、妻儿之间,他要用尽一个男人的“聪明才智”,走过这段长长的平衡木;他还要在单位里担当着另一个角色,辛苦而出色地完成各项工作。


  这样的生活状态自然很不轻松,何韬给出的一个词是“揪心”。“干我们这一行的,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不可调和的。施工单位的性质,只能是让妻子割舍掉自己的工作,做一个专职的家庭妇女。就这方面,感觉亏欠妻子的债务一辈子也偿还不完。”


  何韬常年奔波在外,留在长沙的妻子到底是跟着他的父母住,还是跟着岳父母住,那阵子这个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搅得何韬脑仁生疼。“从我父母这个角度说,他们希望和儿媳孙子住一起,不能经常看到儿子,看看孙子总还是可以的嘛;但从妻子的角度说,她更愿意和岳父母住在一起,生活方便,情感亲近。”


  这个抉择的皮球踢到何韬脚下,面对复杂庞大的数据都不会怵头的他,陷入了两难境地。“怎么办?对父母对妻子只能哄着,你既没有尽到做儿子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做丈夫的责任,你还能说什么硬话呢?”


  当初,何韬和妻子的恋爱历程颇为曲折,其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他的工作性质,他笑称“自己跟她家PK了两三年,终于如愿以偿”。每次回家探亲,到岳父母家去接受“审问”这一关,他说都没办法逃避。“坐在一起,大家就问你什么时候能调回来,都盼着你回来过安稳的日子。”问者可能已成了习惯性的探询,听者却每次都要经受心灵的震颤:“我的选择难道真的错了吗?”


  何韬是个家庭观念很强的人,他说自己现在最大的财富是“父母健康,孩子成长,家庭稳定”。只要有机会,他说务必要回去看看日渐老去的父母和日渐长大的孩子。“在青岛海湾大桥施工很不错,上边要求我们必须强制休假,到冬天,北方天气寒冷,如果强制浇注对混凝土的质量有一定影响,所以我们有较长时间的冬休,可以回家看看,感觉很幸福。”


  何韬告诉记者,像他一样,许多工程人“很大一部分收入都给交通部和通讯系统做了贡献。有一年,在这方面自己竟然花费了15000元”。“父母60岁以后,每年的春节打死我也得回去过。到了我这种年龄,能对家里做些什么?自己宁可辛苦点,也要尽量维持家庭幸福多一点。”


  家庭的担当换来内心充实的喜悦,而工作上的担当带给何韬的快乐,却“像胶州湾的风吹进闷热的板房”。尽管这里艰苦,单调,也有“下雨天把鞋陷进泥里找不到了,大风吹翻了帐篷,或者一个树枝捅漏了屋顶”,但何韬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施工战线比较漫长,每天我开着一辆装满人的车‘撒豆子’,谁管这一片,谁管那一片,就这样一路撒下去,中午在桥上休息,有人专门送饭给你吃。傍晚,我再开着车把他们‘一粒粒拾回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播种者,看着大桥在我们的手中慢慢延伸,心头就浸透出沉甸甸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