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霞专栏:人为什么要和自己作对？

　　■张霞专栏

　　某天深夜，一位叫曹久忆的诗人朋友酩酊大醉，给手机通讯录上一个陌生的姑娘拨通电话，问她：你是偷吃了泥土中的火焰吗?

　　姑娘躺在床上为这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沉吟了片刻，最后问这位忘记模样的陌生人：“泥土里还有什么?”曹久忆给她讲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

　　那个夜晚，姑娘听说了一个叫卧夫的诗人。

　　2014年4月16日，卧夫离开他北京宋庄的工作室，没带手机、身份证和一分钱。4月25日，北京怀柔某座山头，两个老乡发现了已死去三天的卧夫。

　　资料上是这么说的：卧夫本名张辉，1964年某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一如1980年代被理想和英雄两大主义双火烧坏了头壳的大多数青年，他辞职赴京，开始了对文学梦的追寻。

　　1990年代初的北京很快给了他一盆凉水，这凉水主要由朦胧诗人芒克制造。张辉上京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访偶像芒克，这一拜访便痛苦地发现著名如芒克者竟然也在经济大潮击打下活得疲惫而颓废。张辉自忖：一，无法成为芒克 二，成为芒克又怎样?于是放下诗歌，立地成商，把精力用在打工经商挣钱上。

　　一晃20年，张辉的腰包从五元涨到万元。令吃穿不愁的他发愁的是“无论怎样去寻欢作乐都不是那种可以忘乎所以的快乐”，遂又“恶疾复发”，做起了诗协的兼职司机。

　　在一干相对拮据的诗人中卧夫以义工司机的身份，承担起运载男男女女诗人的任务。据不完全考证，计有三百六十名诗人的丰乳肥臀或尖嘴喉腮臀在他的宝马安营扎寨过。

　　诗歌圈不时听到卧夫放出豪言或者厥词：我要拍摄“中国诗歌的脸”系列，我要出资给海子修葺坟墓事宜……卧夫买来最高端摄影器材尼康，有模有样架起三脚架，逢诗歌活动必咔嚓咔嚓不停，整得每个诗人以为自己获得诺奖一般;卧夫2012年透露自己正在沿着海子当年的脚步，用镜头记录海子的生命轨迹，并货真价实的砸出了修墓的钱。

　　说来说去，这个人人要和他做朋友的“土豪”：为何要自杀?

　　卧夫这么解释自己的笔名的：WOLF(狼)的音译，初生是人，异化为狗，落荒成狼。

　　死前卧夫一遍遍告诉大家：我死不过顾城，活不过海子。我不会死。

　　“我曾数次想消灭自己，却始终没找出新花样。我的胆子非常小，不敢对自己轻易下手。我现在的理想是：混吃等死。”

　　无数个嘲弄着自己的夜晚，诗人卧夫用假设安慰着自己的意兴阑珊：假设海子的身体活到今天，或许也会像我那样，想当爷爷没人买账，又不肯装孙子;假设海子的身体活到今天，或许也会像我那样，一边做自己的上帝，一边做金钱的奴隶。

　　今年的清明节，卧夫写了一首诗，标题叫《我将死无葬身之地》：我的心脏/是我的坟茔/我曾深情地躺在里面睡过懒觉/偶尔觉得一阵疼痛/那是过往的车辆/把我碾成两截/长着双脚的部分向树荫的方向走去/我选择了和脚在一起/于是，眼睛离我越来越远/我的温暖的坟茔也越来越远……

　　最终的故事就是11天之后，卧夫走进了怀柔大山，并在山里整整用七天的时间完成了死亡的过程。其间他把衣服脱下方方正正地码好，赤身裸体承受了山林之冷，承受绝食之饥，坦然等待死亡来临。

　　电话这头的姑娘就是作者。

　　曹久忆是今天年初作者采访民谣歌手赵照时遇见的，赵照的朋友。当时他穿黑毛衣，有点颤音的唱了两首歌《被春天枪决的花朵》、《玩风》。

　　他紧张兮兮的拿着吉他在台上呓语：“你知道这就是一场革命，春天威胁着花朵张开红唇，但总有些花朵宁守贞洁，不愿开放，不愿开放”、“这是一个广场，他们在玩着风筝，我却玩着风，我却一个人在玩风”……

　　听完，我说：“把你的微信号给我吧，我要认识你一下。”曹久忆手依旧抖着，窸窸窣窣的添加了彼此为好友。加完两人面面相觑，无话可说。

　　此后的很多次他醉醺醺的给我这个陌生女人打电话，不知所云的发着消息，近似骚扰。有一天我把他和我自言自语的短信，组成了几首诗，分别取了名字。曹久忆说：“你好像绿妖(周云蓬前女友)。不，你整理的比她好多了。”

　　每次他骚扰了我，又会说：“你不会生气吧，我喝醉了，我太唐突了，想必你也不会介意。”我看了无话可说。

　　其实，我怎么会不知道这种人。这些人。这些酒鬼大醉后滂沱的眼泪和他一遍遍重复的：“其实我是个胆小鬼。”

　　20岁的时候，读大学的城市，一个叫刘凯的朋克乐手死了。死于27岁。当时我说，我也不想活了。其实我一直活到了28岁。死的时候他说他还是个处男，拥有一百个女朋友的处男。

　　我记得这个叫刘凯的乐手很多时候说话结结巴巴，会脸红，有时候一份牛肉米粉也需要他一百个女人买给他。突然去了成都，突然到了某个荒郊野外，突然说自己是个垃圾再做这样的音乐自己就完了，突然又说自己是个天才。

　　很多时候，姑娘和乐手们，有滚床单的机会。很多时候除了早晚注定的一场性交，我们无话可说。可是翻滚过之后呢?还是无话可说。听他说话和同他上床一样——事情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我们想要的根本不是那个样子——无论对方说什么，做什么。

　　28岁的时候，我差点结了婚。对方几乎把他所有的钱财和热情都给了我。告诉我他可以买给我一辆什么什么样的车，带我去看他在济南城郊无数间拆迁补偿的房产。

　　这也是一种爱情，我知道。可在订婚前，我把自己从原本要订婚的“五一小长假”里搬运到了迷笛音乐节的帐篷中。弄了一身伤，鼻青脸肿回来了。回到了“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和没有爱情的生活。

　　“你不是一个好人”，对方一遍遍咒骂。是，可能我真的不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我的生活里充满了这些“没事儿找事儿、和所有‘好’作对”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是我们总编。有一个选题，马上要出炉，她突然要我们去广州，说没有现场的采访你们这个选题怎么看?怎么叫做选题?

　　所有人期期艾艾，世故而小心，安抚她：“你看，年前的机票不好定。我们约广州的人写稿件，也是一样。”

　　总编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废物，你们太世故，你们为什么没有热情，你们为什么顾忌这么多?”

　　被骂作“废物”谁都不开心。私下也会嘀咕：“是，我是废物，你理想，你天真，你比我更像少年人。你告诉我，去了广州，剩下的稿子谁写?这个选题被推翻，这一期做什么?还来得及做什么?”

　　在“废物”的责骂里，其实我一直知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更明白她为什么勃然大怒。

　　不久前我们做了一期叫《消失的济南府》的选题。总编兴致勃勃，要我们做一整本，从头到尾做。我们又期期艾艾地告诉她，“其实我们商量了下，可以做一个小选题，财经、文化、娱乐版块可以照常做。”总编拍了桌子，问“谁是你，谁是们?先把这个们说清楚。”

　　选题出来了，又是一顿臭骂。总编看着选题的结尾《三本书里的济南》，焦虑到在办公室里来回打转。她说这个不行。可我悄悄的打量她，好像她也没想到什么行。

　　我们坚持这样也行，总编几乎又要拍桌子，又要掀掉烟灰缸。我急着去迷笛，急匆匆的躲掉了她将要为这种不知所谓的、抓不住的东西而发生的勃然大怒和焦躁不安。

　　后来，同事在选题的末尾写了一篇《致济南的一封情书》，写得诙谐调侃又无可奈何，总编总算笑了。我也老是偷偷看着她笑。她怎么可能没有妥协?可我们终归都为了不做那个“废物”，坐立难安。

　　这些年采访，遇见过很多人。我最不讨厌的就是随时发脾气的，如孟京辉、金星，我甚至看得出他比我还容易着急紧张。另外的就是调戏姑娘的文艺男青年，随他害怕又空虚的去吧，有时候看着还会有点儿莫名的母性勃发。

　　曾用一个上午时间采访过济南市儿童剧院的祖绮颖和济南市小剧场负责人王耀。一屋子的人，院长、80后编剧、演员、主创七七八八坐在一个乱七八糟的、放满了上下铺、方便面、茶缸子的屋里，抽光了五六包烟。

　　我听着他们兴致勃勃不能被打断的谈话，甚至逼着编剧上台演戏体验观众的需求。就笑了。笑嘻嘻的觉得轻松而贴近，甚至很安全。原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个活活和自己作对的人。我也没必要那么焦虑、忧愁而自我否定。每次看到莫名的心安：倒霉鬼原来不止我一个。

　　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总编转发如何拍打胳膊肘能缓解心脏不适。我想说点儿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果然看到她两个胳膊上都是拍打出来的痧。

　　涉及到心脏我总有些害怕。可是该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让她不去昼夜的焦虑难安、发脾气大吼“废物”?她写了一个月的专栏，写遍了自己的前夫、前婆婆、女儿，好像要写尽自己的一生。我怎么去告诉她，她写的这些心血文字，我们看了哭一场，叹一句，不还是继续到酒桌上跟人干杯?逢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吗?

　　我说不出什么。我连自己都阻止不了。有时候看到一些通俗的、被自己嘲笑了无数次的矫情的诗歌，比如，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很害羞、很不好意思，面红耳赤的支支吾吾：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

　　(本文作者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