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他们死于“对文化的敌意”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先生在万松浦书院，通过“对话辩难”的方式，给您讲述“不一样的李白和杜甫”。

　　1971年，已近八十岁高龄的郭沫若出版了晚年最后一部作品《李白与杜甫》。它更像一部精神自传，或者说更像郭对自我的心灵剖析 ，“是一部借历史的亡灵进行自我解剖、自我总结的文人与政治关系的沉思录”，是“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 在盛唐时代,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结局”?

　　张炜认为，郭著最具天才式的独特发现，就是“发现诗意”，就是对李、杜诗歌中那种最微妙的、最能代表个人生命特质的诗意的发现。他在巨大的丧子之痛的情感驱动下，写作了《李白和杜甫》。对于郭著写作意图，政治迎合说与精神自传说，可以说是学界最具代表的两种观点。但张炜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触及郭著的本质，都过多纠结于时代和个人等社会性问题的考量，而对他们作品中“惊人的力量和诗意”视而不见或者就根本就没感受到。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说：“评论者对诗意一无所感，根本体察不到一个大悲伤或大喜悦的生命，感觉不到任何人性的温度，这还怎么进入诗境?”

　　在《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与 “杜甫很忙”的背景下，张炜认为，在网络化时代，阅读李白和杜甫，应该回到他们的作品里面去，从一个词汇开始，感受每一个词汇里流淌的血液与激情，发现并感知这些词汇里的“严整的姿态，幽默感，爱与温情暖意”，或者那“惊人的力量和诗意”，并一步一步地抵达作者的灵魂深处，才是阅读和评判李白和杜甫的起点。

　　张炜说过，作家的心中应该有永恒的诗意。对一个网络化时代的阅读者来说，心中应装有“永恒的诗意”，并能发现李杜诗歌里“惊人的力量和诗意”。这太重要了!因为它标志着你是否唤醒了内心的生命，是否真正睁开了内心里的那双眼睛，是否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诗意地栖居过。

　　在张炜的笔下，李白是一个“形只影单的文化猛士”，而杜甫则是“隐伏了血性的好男儿”。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记录者、感知者和反叛者。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在恃才傲物、狂放不羁这些方面却不相上下。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而杜甫流落四川时，曾依附剑南节度使严武，一日，竟“登武床，瞠视曰：‘严挺之(严武父名)乃有此儿!’”。说李白是“道教徒的诗人”，说杜甫是儒教的徒弟，这些都是皮相之论，李、杜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他们的诗歌“全都多趣和浪漫”。在此，张炜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只有浪漫主义”。他认为，没有什么“现实主义”，更没有什么“批判的现实主义”，这些都是政治化了的诗学观念，一切好的诗歌，都是浪漫主义的。诗的写作是主观的，是“化学反应”而不是“物理反应”。而诗人，主观性的或者诗意性的感受越强，就越能发现和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痛。

　　他说，李、杜都是有着“大孤独”“大寂寞”情怀的人。这样的孤独者“不再是一个搅在一团世俗生活中的人，而是一个目击者和思悟者”，他得忍受这种无边无际的寂寞感。张炜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李白诗中的寂寞，常常是一个人面对浩瀚宇宙时的状态;而杜甫的寂寞，更倾向于一种人生的况味。”但是，在网络化时代，喧嚣的传媒以其无所不在的力量，使整个文化界变成了一个缠绕在名与利当中的热闹场。张炜在书中讲到：三五个披头散发的年轻人，自称是诗人，忽然闯进办公室里，瞪大眼睛，说：“我们是咬人的。”然而，他们并不咬人，只是瞪大着眼睛看着你。等你被他们看得头皮发毛，他们忽然又转身走了，声称要到街上去“咬人”了。这些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咬人派”诗人。可是，真不知道这样做对他们写诗有什么帮助，他们只是喜欢表演，喜欢热闹，喜欢被人谈论着。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伪李杜们”很多，他们动辄自称李、杜，胡言乱语，装疯卖傻，自以为是喝了酒，跳了舞，就能诗兴大发，就能写出李、杜式传世佳作。在这本书里，张炜一针见血地指出，就是给这些狂徒一百坛酒，让他们喝死，他们也写不出李、杜式的诗歌。因为，真正的诗人都是有着大孤独、大寂寞、大同情心的人，他们，绝不是热闹场上的一群小丑。

　　关于李、杜之死，张炜思考的，更多的是他们文化意蕴。为什么如李、杜甫这样的大诗人最终也只能“一生坎懔”?对于这些问题，张炜用了一个词，“对文化的敌意”。诗是什么?诗是真理之花，是人类精英文化里的最柔弱而又最宝贵的一部分。诗人正是这部分精英文化的缔造者和守护神。然而，不幸的是，人类社会很少时期是文化本位的，更不要奢谈什么“诗本位主义”，从古至今，从上到下，一种对文化的敌意深重地包围着、弥漫着。其原因就是官本位文化对精英文化尤其是对诗本位文化的驱逐和强奸。郭沫若在写《李白和杜甫》时，不断反复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摆设”。而在唐玄宗李隆基眼里，李白和李龟年等乐师一样，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弄臣，都要“以倡尤蓄之”。“倡尤”论、“摆设”论，其本质都是对诗人的歧视，对精英文化尤其是对诗歌的敌视。李、杜之死，不是死在酒里或者什么发霉的牛肉里，而是死在这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无物之阵式的“对文化的敌意”中。

　　■新书架

　　《中国自然笔记》

　　王 石、李云迪 等著

　　定价：48.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包括王石、李云迪、陆川、石述思、萨顶顶、陈胤希、蒋方舟、李栓科、秦志军、南兆旭、张春旸、吴晓梅在内的十二位“中国自然使者”，奔赴中国十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走访，用文字和影像记录每一个地域的风土人情，考察环保现状，分享自然保护的经验，引导更多的公众参与到保护自然的行列中来，让人人成为“中国自然使者”。

　　《庭院里的春花秋实》

　　王敦煌 著

　　定价：33.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吃主儿》的续篇。王敦煌继讲述父亲王世襄和家中两位老人的故事后，又把视角放到老北京的庭院里，讲述“吃主儿”眼中的花草。书中所提九十多种花草，其实都是食材、药材，都可以为人们食用;同时又由于各自的形态而让人有了摆弄、欣赏的意趣。

　　《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

　　[美]乔治·凯林 凯瑟琳·科尔斯 著

　　定价：34.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修补，不久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墙上就会布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后，人们就会毫不犹豫、毫无羞愧地遗洒。这就是破窗效应。

　　1982年，美国犯罪学家乔治·凯林与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本书序言作者)在《大西洋月刊》中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破窗效应”。这一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效仿，甚至变本加厉。多年后，凯林和科尔斯结合大量著名案例深入分析了一扇破窗距离犯罪究竟有多远，以及重新恢复秩序所需要的艰苦努力。

　　《极权主义的起源》(二版)

　　汉娜·阿伦特 著

　　林骧华 译

　　定价：65.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它与1941 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 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 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 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 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

　　《长影的故事》

　　王霆钧 著

　　定价：36.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白毛女》、《刘三姐》、《平原游击队》、《冰山上的来客》、《保密局的枪声》…… 这些我们熟悉并喜爱的电影，都出自同一个地方——长春电影制片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凝结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

　　这本小书，记下了长影七十年历程中，一些影片拍摄背后的故事和一些影人的如戏人生。

　　《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 1850-1910》

　　[美] 叶凯蒂 著

　　定价：48.00元

　　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

　　“都市、名妓与文人，三者之间如何互相阐释，相得益彰，乃叶凯蒂此书的论述焦点。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于晚清上海名妓生活方式及文化意义的独到阐释。在叶凯蒂看来，这些名妓，作为都市的大众之花与媒体明星，在引领时尚的同时，也在塑造新一代的上海文人与都市风情。相对于大量使用图像资料这一外在特征，作者的基本立场更值得关注——不是记录女性受压迫的历史，而是接受这样一种可能：上海名妓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新的环境，不知不觉间趟出了一条中国的城市现代文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