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 “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它第一次深入探索了斯大林强权体制之下，普通人窒息的生存状态和扭曲的内心世界。经过改造的苏维埃人，既恐惧政治权力，又对它无比崇拜。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成了“耳语者”——或藏身于角落窃窃私语、互诉衷肠，或暗中迎合，成为向当局告密的举报人。

　　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 格夫特所说，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到18岁时，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后来她才得知他们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耳语者》的主要舞台是家庭道德领域，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近几年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