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京华时报》社长、作家吴海民——在“战争”前沿的那些

　　１２年前，因为在复关、知识产权和加入ＷＴＯ中美谈判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京华时报》社长、作家吴海民《与美国谈判》一书的出版被推迟。雪藏１２年后，长江文艺出版社将这本书更名为《大国的较量：中美知识产权谈判纪实》，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之际应势推出。

　　吴海民说，经济战就是今天的“战争”，而谈判则是“战争”的前沿。

雪藏１２年，两次被禁

　　１９９７年３月，书稿完成后，最初被定名为《与美国谈判》。当时，无论是吴海民，还是出版社，都对这本书将会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市场反应充满信心。

　　但没有料到，审稿时出现了很大麻烦。先是交给张月姣审（时任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和市场准入谈判的主谈者之一。现在是ＷＴＯ的大法官），她一个字也没删，但她觉得此事重大，又送给了龙永图再审。

　　时隔不久，龙永图的亲笔信来到吴海民面前。龙永图说：“据我所知，以如此详实的材料、几十万字的篇幅介绍贸易谈判，在中国尚属首次，感谢你为此付出的大量心血。”但他提出这本书暂不宜出版，理由是：“在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十分微妙的阶段，特别是美方当事人（巴谢夫斯基、李森智等）都还在台上并正与我们打交道，文章发表后恐有负面影响，可能在外交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被动。”龙永图还特别写到，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我已把上述看法报告了吴仪部长，她表示请你务必从当前的大局出发，一定不要出版此书，对你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慰问。鉴于此我建议你暂不要发表。”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决定以《谁是赢家》为书名出版此书。出版社认为，已经过去两年了，中美关系变得平稳了。然而，就在出版社为这本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当天上午，突然接到了管理部门的通知，停止一切活动。随后，查禁通知正式下达，出版社作出深刻检查，已印刷的３万册化为纸浆。

　　查禁的理由是：这本书出版后会将微妙的中美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将会影响中美之间的谈判和战略合作，甚至会影响中国加入ＷＴＯ的进程。

神秘的“不发言”者

　　对于创作这本书的缘由，吴海民告诉记者，他从１９９２年就开始为创作这本书进行采访和准备，最初是应外经贸部的邀请采访创作一部记录中国“入关”进程的长篇。“当时我国方面比较乐观，以为１９９４年就能实现‘入关’。作为庆祝中国‘入关’的一个内容，这本书将在中国‘入关’时出版。为此，我应邀在外经贸部国际司关贸处‘上班’几个月——每天有半天在关贸处采访和查阅资料，从而独家掌握了大量震撼人心的事实和许多鲜为人知的谈判花絮。”

　　但中国的“入关”并未如期实现，接下来，是漫长的“复关”谈判和加入ＷＴＯ谈判。吴海民原来的创作计划不得不作出调整。但他一直在密切关注和跟踪复关谈判和与其交织在一起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他与一大批谈判者进行了深入交谈，还有机会直接到谈判现场以谈判者的身份进行观察，并参与了大量的谈判外围工作。

　　由于没有被授予发言权，所以吴海民扮演的是一个不发言的角色。但这也很有趣，因为发言人的态度都表达在了自己的言论里，所以会被大家了如指掌，而不发言的角色往往在美方眼里更加神秘。吴海民说：“这时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要谨慎，不能在眼神里或者面部的任何一个表情透露出态度，表现要尽量平静。”

“谈判是战争的前沿”

　　《齐鲁周刊》：本书雪藏１２年，皆因为当时中美关系处于微妙之中，恐因披露真实而引起中美关系动荡。那么今日出版面世，能否说我们现在能够以足够客观、自信的心态，来梳理中美这２０年来的贸易战争？

　　吴海民：的确如此，如今中美关系与２０年前相比，大不一样。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心态也大有改变，多了一些坦然，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还原这段历史。

　　张颐武教授说，这是一部具有“世界观”和“中国心”的作品，对此，我深以为然。

　　《齐鲁周刊》：在这场不见硝烟的经济战中，您不单单是一位采访者，更是一位参与者，您在现场的感受如何？

　　吴海民：“谈判是战争的前沿。谈判桌上的各方较量，无不是为了给本国家本民族争取更大的利益和生存空间。”这些话最初是佟志广跟我说的，他说这些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几乎要窒息了。后来当我身处谈判现场的时候，真正理解了这些话。我们的谈判代表们都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为国家争取利益的。甚至，他们有时是背着“卖国”、“奴才”的骂名在为国家争利益的。

　　《齐鲁周刊》：谁在谈判中留给您最深刻的印象？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谈判？

    吴海民：吴仪是谈判的主角，更是这本书的主角。她的刚毅、果敢、机敏、爽朗，包括她在顶着极大压力和屈辱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的柔婉，作为“铁娘子”的“铁”的一面和“娘子”的一面，都不是靠描写能描出来的，而是靠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和细节自然展现出来的。

　　至于说哪场谈判更精彩，这靠读者自己去感受。有的读者甚至可能更加关注发生在国内的“中国人自己的谈判”，如关于著作权法立法时在人民大会堂里的戏剧性争论，再如围绕专利法的修改部委之间的“打架”，当时有的部长甚至拍桌子怒吼“如果通过这个法我就不当部长了”，它反映的是中国在与国际惯例接轨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阵痛，这些内容也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