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留德十年》
这个夏日，季羡林离去了；不久，又会有一批学子像他当年一样负笈求学。
上世纪８０年代，当时的北大校长丁石孙来祝寿，说：“我是搞数学的，对季先生的学问不太懂，为此，我就不多说什么了。”但对年轻的学子而言，季先生的学问如何得来，颇值一懂。
（大学城）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
我于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从柏林到了哥廷根。原来只打算住两年，焉知一住就是十年整。
哥廷根是一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而流转迁移的大学生有时会到二三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大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都与这所大学有关。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让你一进城，就感到洋溢全城的文化气和学术气，仿佛是一个学术乐园，文化净土。
哥廷根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全德。街道洁净得邪性，你躺在马路上打滚，决不会沾上任何一点尘土。家家的老太婆用肥皂刷洗人行道，已成为家常便饭。在城区中心，房子都是中世纪的建筑，至少四五层。人们置身其中，仿佛回到了中世纪去。古代的城墙仍然保留着，上面长满了参天的橡树。我是在一个只有一对老夫妇的德国家庭里住了下来，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十年，没有搬过一次家。
我每天早晨在家里吃早点：小面包、牛奶、黄油、干奶酪，佐之以一壶红茶。然后到梵文研究所去，或上课，或学习。中午在外面饭馆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从来不懂什么睡午觉。下午也是或上课，或学习。晚上６点回家，房东老太太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饭菜留一份给我晚上吃。因此我就不必像德国人那样，晚饭只吃面包香肠喝茶了。就这样，日子过得有条有理，满惬意的。
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
我虽然原定只能留两年，但我仍然作参加博士考试的准备。根据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我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Ｉｎｄｏｌｏｇｉｅ），这是大局已定。关键是在两个副系上，我在国内已经立下大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鲁迅先生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我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现在到了德国，无论主系和副系决不同中国学沾边。我听说，有一个学自然科学的留学生，想投机取巧，选了汉学作副系。在口试的时候，汉学教授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杜甫与英国的莎士比亚，谁先谁后？中国文学史长达几千年，同屈原等比起来，杜甫是偏后的。而在英国则莎士比亚已算较古的文学家。这位留学生大概就受这种印象的影响，开口便说：“杜甫在后。”汉学教授说：“你落第了！下面的问题不需要再提了。”
谈到口试，我想在这里补充两个小例子，以见德国口试的情况，以及教授的权威。１９世纪末，德国医学泰斗微耳和（Ｖｉｒｃｈｏｗ）有一次口试学生，他把一盘子猪肝摆在桌子上，问学生道：“这是什么？”学生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哪里会想到教授会拿猪肝来呢。结果是口试落第。微耳和对他说：“一个医学工作者一定要实事求是，眼前看到什么，就说是什么。连这点本领和勇气都没有，怎能当医生呢？”又一次，也是这位微耳和在口试，他指了指自己的衣服，问：“这是什么颜色？”学生端详了一会，郑重答道：“枢密顾问（德国成就卓著的教授的一种荣誉称号）先生！您的衣服曾经是褐色的。”微耳和大笑，立刻说：“你及格了！”因为他不大注意穿着，一身衣服穿了十几年，原来的褐色变成黑色了。这两个例子虽小，但是意义却极大。它告诉我们，德国教授是怎样处心积虑地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干扰的观察问题的能力。
二战中，我的教授被征从军
我自己学习梵文，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我当然会感到困难。但是，既然已经下定决心要学习，就必然要把它征服。在这二年内，我曾多次暗表决心：一定要跳过这个龙门。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Ｓｅｍｉｎａｒ（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Ｈ·吕德斯（Ｈ．Ｌüｄｅｒｓ）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Ｍａｈāｖａｓｔｕ）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ｓｅｈｒ ｇｕｔ（优）
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我的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我积极写作，到了１９４０年，已经基本写好。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２３日口试时，我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早晨５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７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９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１０点多开始口试。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当Ｐｒｏｆ．Ｂｒａｕｎ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我还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１２点下来，心里极难过。此时，及格不及格倒不成问题了。
我考试考了一辈子，没想到在这最后一次考试时，自己竟会这样慌张。
但是当天晚上：７点前到Ｐｒｏｆ．Ｗａｌｄｓｃｈｍｉｄｔ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按：指圣诞节）。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ｓｅｈｒ ｇｕｔ（优），印度学（Ｉｎ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ｈｒ ｇｕｔ，斯拉夫语言也是ｓｅｈｒ ｇｕｔ。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Ｐｒｏｆ．Ｂｒａｕｎ发生了无穷的感激。１０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到了第二年１９４１年２月１９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我又得了一个ｓｅｈｒ ｇｕｔ。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ｓｅｈｒ ｇｕｔ。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Ｐｒｏｆ．Ｋｒａｕｓｅ（克劳泽教授）。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ｍａｔｈｅ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因为据说在古希腊文中有类似的语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因为战乱，无法马上回国，我只好继续留在德国。
我又恢复了七年来的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过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饭馆子里吃。吃完仍然回到研究所。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学生，办完了退学手续、专任教员了。我不需要再到处跑着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主要精力用在自己读书和写作上。我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我的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除了肚子饿和间或有的空隙外，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研究所对面就是大学图书馆，我需要的大量的有时甚至极为稀奇古怪的参考书，这里几乎都有，真是一个理想的学习和写作的环境。因此，我的写作成果是极为可观的。在博士后的五年内，我写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自谓每一篇都有新的创见；直到今天，已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还不断有人引用。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
（文章节选自季羡林先生的《留德十年》，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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