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的历史都是一部《圣经》
一位退休老人写了一部自传《个人史：草根百姓的一生》，刚刚在网上连载了一小部分，就引来近１０万点击量，并引发一场关于“草根写史”的讨论。这让当儿子的历史学博士邹振东着实吃惊不小。
这位老人就是邹振东的父亲邹洪安。他用“欲罢不能”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本自传，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这样不了解父亲，不了解父辈的历史”。
往日里，熟读《史记》的邹振东常常会做这样的追问：汉代的家庭怎样用五谷烹制三餐，周转不济时该问谁借贷，生老病死如何操持？但是，“流传至今的都是王侯将相的历史，应该建构于个体的常态的历史，反而消失不见”。
历史是由无数个人的经历汇合而成的，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草民。草民们曲曲折折走过的路，能实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过去，并帮助人们认识现在，预测未来。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动手写自传大约是近十年才开始的，对父亲写自传这件事，我们兄弟最初都没怎么当回事写写东西也是一种脑力锻炼，在我们半忽略的姿态下，父亲居然真的像蚂蚁搬家一样完成了一个浩大的工程。
也许我永远不会知道，自己这样不了解父亲
父亲的自传居然匪夷所思的“好看”。比如描写我奶奶买了一个沙锅没有用米汤煅，使得年夜饭的肉一直煮不熟，被迫在大年三十犯下大忌跑到邻居家借锅，我爷爷冲奶奶一句：“你害了我！”让全家人笼罩在一种不祥的预感下，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惊心动魄。又如父亲遭兵乱的那一节，则好像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也许因为父亲的生活就有如一篇小说，但父亲的记录却真的让人如临其境，特别是那一节的开头，父亲描写他们大年初三出门时，在雪地里谈论今天出行的日子是否吉利，一个人突然摔了一跤，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段可以“亲近”的生活从１９２７年父亲出生开始。他的笔下充满细碎而鲜活的记忆，写到他年幼时如何屡经饥荒，全家人只能靠吃南瓜藤、干红薯米充饥，饿得狠了，“连鸦片籽都吃过”；写到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事——１１岁初小毕业即失学；写到他１８岁那年跟村里的土纱贩子去卖纱，才刚卖了个好价钱，喝了大半碗五加皮酒，回程时却被军队“掳夫”，他和同伴如何被命令去抬炮架，又如何趁夜深钻洞逃出军营，连草鞋也丢了。为了怕再次被军队掳走，他光着脚板在荒无人烟、根本无路可走的大山岭上整整走了４０里，终于走到大道上时，双脚已经血肉模糊。“路是人走出来的呀。这就是我走出来的路！”他骄傲地写道。
老人甚至还写到，１９３８年，他和父亲自行发行起了钞票。他们的第一笔钞票，在县城印好后，就被放进皮箩担子里，一路挑回村里。他们在本村设固定兑换点，在邻村设临时兑换点，用自己的钞票兑换法币，“赚取票子流动过程中的利息”。直到两年后，当局禁止市票流通，他的父亲因此被“关进了笼子里”，还罚款５０元。
８０岁男人和４０岁男人的区别
父亲的自传里有无数的细节，可以看出父亲的性格。父亲就因被我爷爷骂了一通，一气之下，没带一分钱，一个人从湖南新化老家跑到武汉，一年才回家，从此爷爷不再敢骂父亲……父亲因为吃一碗面条和领导闹翻了，愤而辞职跑到武汉，成为那个时代的农村打工仔，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的他，靠一张夜校文凭，居然被广州空军司令部录用，一下麻雀变凤凰……在繁华的广州没呆两三年，突然一声令下，下放到连煤油灯都没有的井冈山，吃自己舂米打出来的满是谷子的饭……有时候个人的奋斗可能改写人生，有时候大时代背景下只能随波逐流。但父亲的性格总是给他的人生一种别样的精彩。读完自传，我常常在想，命运就是那样神奇，我们后代现在几十口、将来一代代的命运，有时就系于父亲当时的一念之差。
父亲在自传里描述这些苦难时，他的语言仍然是平实的，没有任何渲染。父亲原来一个人在武汉打工谋生，后来家属从老家也跟到武汉，生存的压力顿时增加了许多，父亲采取的方法按照他的原话就是：“强化自己的劳动力”，所谓“强化自己的劳动力”就是把每天挑两趟的工作量提高到每天三趟，对于这种挑战自己生理极限的卖苦力，父亲轻轻用一个“强化”二字就一笔带过了，不像我在这里一惊一乍的。这也许就是８０岁男人和４０岁男人的语言区别。父亲语言宁静的朴素，除了给人一种历尽沧桑的风轻云淡，还留下未经雕饰的凹凸质感。未被彻底“招安”的草根语汇和父亲特有的用词习惯，夹杂在已经“普通化”的书面语句中，给人一种新鲜的体验，我以为父亲独特的语言方式，是他更为真实的生命存在形式。
父辈们的历史现场
除了呈现给世人有关父亲个人的故事，父亲的自传的确也留下了鲜活的社会历史资料。
父亲工作生活过五个省份：湘鄂粤赣闽，他读过私塾，上过初小，进过夜校，淘过金，卖过盐，贩过纱，驾过毛板船，做过屠宰业，做过合伙人，当过农会主席，搞过合作社，干过搬运工，最后成为国家干部，他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失去土地后如何在农村谋生、如何到城市闯荡的历程，里面有大量的社会生活信息：比如爷爷和父亲曾发行过钞票，这是农村的个体“金融业”的雏形，提供了２０世纪早期中国农村的信用制度是怎样建立的一个个案；父亲和别人合伙杀猪，最后血本无归，反映了当时农村合伙人制度的随意性和脆弱性，而且没有救济手段；爷爷吃过官司遇过纠纷，记录了政权机关是怎样干预农村，农民是怎样应对以及农民自己又是如何解决纠纷的案例；父亲到武汉的打工经历，更是详细描述了农民城市化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农民为什么要到城市谋生，他从什么途径了解城市的信息，他到城市首先到哪里落脚，他可以找到什么职业又如何找到，他遇到麻烦将找谁帮忙，谁又愿意解决他的困难，他怎样融入城市的生活又怎样和农村保持联系……社会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学者，一定会对父亲自传中传递的信息和资料感兴趣，因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更加重视民间史料的重要价值，而且父亲的自传，既不像文学作品的虚构性使作品的史料可信度打了折扣，又不像民间契约、碑刻等史料过于干巴巴而无法还原历史的现场和过程。
今天的历史学者越来越注重在田野调查中寻找历史现场带来的灵感，今天和过去的时间隔断也许可以在空间中发现二者的耦合点或重合点，从而使今天的历史学家在与历史的对话和沟通中，找到体验和建构的基点，并创新自己的学术理想。父亲的自传用文字建构了这样一种“历史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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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写史知多少
２００３年，一个名叫陈文的人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个人史《吃饭长大》，被称为“中国人口碑历史的先锋试验版本”。这是一位生于上世纪６０年代的退伍军人，既非官员，也非名人。他的想法是“无数个人的历史集中在一起，就成了民族的历史。”
２００６年１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从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村民侯永禄６４年的２００万字的日记里，那些“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中挑选出一部分，结成《农民日记》一书。这位曾经在大队副支书任上两起两落的农村干部，“非常崇拜毛泽东”。尽管曾经一度有地不能种，天天吃红薯，但在“大包干”政策下，他还是写下了这样的迷惘：“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啊？”对与侯永禄经历过同样时代的人们说，这部日记记录了今天大部分农村年轻人所不再可能拥有的“关于土地的回忆”。
湖南常宁有位名叫萧一湘的老人，曾花１６年著成洋洋５０万言的民间地方史《天堂脚印》。从有迹可查的宋代，至动笔写作的１９９９年，这部“野史”汇总了常宁１０００余年来的政治、人文、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兵事和掌故。有学者称，“这是一部从人们口里抢救出来的口述史。”不过萧一湘自言，其动念只在于“一个人既已懵懵懂懂而来，总不能再懵懵懂懂而去”。
２００５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谢声显的《所谓草民》。谢声显，１９４５年生于万县市，当过工人，做过工会主席。书的封面介绍语是：一个小人物在大时代里跌宕漂泊，讲述一段纤毫毕现的底层人生。每个人的历史都应当是一部《圣经》。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史学家。
２００９年初，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地主“周扒皮”的曾外孙孟令骞花５年时间调查采访后写成的家族史《半夜鸡不叫》。孟令骞在实地访问中却得知，周扒皮的资产在整个县城要排到２０００名开外，划分成分时，他只是被定为“富农”。故事中被周扒皮虐待的高玉宝，“在实际生活中也并没有在周扒皮家当过雇工”。孟令骞一直生活在家族的阴影和屈辱中，他很自卑，“心里一直想了解太姥爷家族具体的罪恶是什么”，于是才有了从“半夜鸡叫”到“半夜鸡不叫”的另一种历史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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