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来》，这只是个“镀金时代”

　　“大国崛起”“经济奇迹”“中国的腾飞”，这是人们所熟悉的描述当下中国的词汇，在许知远看来，中国依然还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大国、强国要有很长的路要走，眼下的这个时代仅仅是个“镀金时代”而已。所以，这本书叫《醒来》，而不是《崛起》或者《荣光》。可以确信的是人们已经从甲午战争时的麻木不仁中醒过来，在一个中国不再位于世界中心的时代里摸索前进的道路。“一个成熟的、有理解力的、独立的、克制的社会态度，才是中国未来的真正目标”。

吴晓波

“判断力”缺失的知识分子 

     许知远，这是一个以忧伤为标贴的青年人，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在过去的两年多里，他到达了众多的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的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它出版于共和国成立６０周年、五四运动爆发九十周年之际，正是这位国之青年在思想上的一次贡献。

　　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充满了强烈的陌生感。

　　这是一个很难被责备的事实。因为从１８４０年之后，中国的进步被强制性的纳入到了另外一个话语体系之中。当世界开始变得有边界，当国家权利开始需要制衡，当经济进步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思考则在一次次的革命与烈火中断续而进，缓慢、矛盾并充满了灾难感。

     打破砸烂、推倒重来、激进无返、回归道统、相信宿命，你可以从李鸿章、梁启超、胡适、孙中山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身上，读出这些路径。

     有时候，你会对进步的缓慢失去信心，有时候，你会坚信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而更多的时候，你仅仅是焦虑，一个人的自然生命显然无法与这个古老国家的缓慢步伐所一致，所以，伟人有“一千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焦急，而最终才自嘲说，他所能改变的，无法是北京郊区的几个村庄而已。

　　许知远对现当代中国的追踪是从１８９４年夏天的甲午战争开始的。他从这里出发，途经洋务运动、立宪运动、民国草创、五四运动、南京统一、西安事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抗美援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再到最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百年中国的曲折演进，一路跌荡前行，似有无数悬念仍未揭开。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自四百年前的明亡清兴之后，除了顾炎武、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丧失了对国家进步的整体叙述能力，我们一直无法用坚定的、富有独立精神的话语体系来构筑国家文本。《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５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

　　《醒来》对于许知远来说，是走出书斋的一次勇敢尝试。
 

　　我看见他，打着伞，像和尚一样地穿越这片生兹在兹、却难以表述的大地。

许知远

１１０年，那些最让人心醉的时刻

　　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用各种方式言说自己“为何与众不同”。一方面，我继续为长期的个人身份的认定而困惑，另一方面，我日益认识到，自我身份的寻求与我所生活的国家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个人的身份焦虑感与我的国家面临的境况纠缠在一起，它令我沮丧愤懑，更是力量的来源。作为人类规模最为壮观的实验场，中国将为未来几代年轻人，提供一个超出想象的广阔舞台。这其中充满粗俗、不安、混乱，也可能激发起参与者身上的好奇心、创造力、对生活的更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试图描述的年代跨越了１１０年，从１８９４年夏天开始的甲午战争到眼前仍热情高涨的镀金年代，还有对未来模模糊糊的憧憬。它没给出了什么值得倾听的结论，却代表着一个年轻知识分子对于他自己国家的重新认识。他试图用好奇心与探索，来取代长期教条教育所造就的对历史的冷漠感。 

    几个命题让我如此着迷，却束手无策。历史的动力是什么，在不同的时代，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的力到底来自于何方；历史背景将在多大程度上塑造对应的那一代人；中国的国家性格到底什么；哪些因素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社会是以何种方式组织一起，又是如何运转的…… 

    这些没有结果的思考，潜移默化地赋予了我某种历史意识，燃烧起我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刻好奇心。 

    不无好笑的是，我对于中国的主要理解，主要来自于海外那一小群汉学家。史景迁与李文森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他们毫无东方学者的傲慢与狭隘。前者“像天使一样写作”，同样是在描绘二十世纪的中国，他所呈现的不是破败与愤怒，而是一代代中国人面对困境时表现出的韧性与想象力；而后者则从不把中国当成一个特殊国家，他相信中国的经验也同样是整个世界经验的一部分，用犹太人对身份的敏感性理解中国的儒家传统在现代世界的挫折感。

　　这多少也代表了我的努力方向。我相信这种探讨恰逢其时，今天的中国人正生活在一种强烈的反智主义情绪中，这种流行情绪带着“理性”、“实用”的面纱，习惯性的嘲笑一切更为单纯、理想主义的情感。它试图将人挤压成一种既平面又被动的生物，他们对过去与未来兴味索然、只生活在现在，他们也对个人信仰与创造力缺乏信心，相信除去加入了众人的大合唱外，别无选择。

　　在所有的章节里，我都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伯格森的哲学某种信服，这个法国人在一个世纪前曾说：“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我相信，这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最让人心醉的时刻，也正是这些震撼发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