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床畔”与自由

　　著名作家严歌苓最新作品《床畔》即将面市，这部作品从起笔到付梓花了约20年时间。讲述19岁的护士万红照顾“活烈士”的故事，该书被评价为重扬的理想主义的奇特故事。

　　《床畔》背后的青春影像

　　《床畔》的诞生一波三折。

　　20世纪80年代初，严歌苓调任到北京铁道兵总部的创作组，成为兵部最年轻的一名专业创作员。她一直想写一部象征主义的小说——年轻女护士坚信英雄活着，象征她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死。

　　1994年，严歌苓起笔《护士万红》。故事从1976年的西南小城讲起，19岁的护士万红来到川贵深山间的一个野战医院，使命是护理已成植物人的铁道兵张谷雨连长这位“活烈士”。面对“捞政治资本、入党提干”的误解，吴医生的追求，甚至是“英雄”概念的颠覆，女主人公万红十几年如一日的守候在病床前，从未动摇过离开床畔的念头。

　　父亲建议她以两个人的主观视角来写：一是女护士的视角，一是被传统医学判定为植物人的张连长的视角，两个视角都是第一人称。她写了厚厚一沓稿纸，却发现故事缺少力量，创作一度“停摆”——“小说是不能硬写的，写不下去，证明自己对这个作品还没有想好，没有弄清自己到底想写什么。”

　　严歌苓有次与张艺谋谈剧本时，也曾谈起这个故事，张艺谋给出的建议是：“不应该把植物人作为其中叙事视角之一，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正常地活着;而是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这与她的观点不谋而合。

　　2006年，严歌苓随着外交官丈夫劳伦斯在台北居住，开始重启这个计划，但可惜的是这个故事仍旧艰涩，只能放弃。直至三年后，她全家搬到德国柏林后，才第三次提笔。

　　严歌苓称：“我拖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直到去年，我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了目前这部《床畔》。”

　　故事时间跨度达30年，万红十几年如一日的守候，她始终没有动摇过离开床畔的念头。如小说中所写：医院的白铁床是艘船，“床畔的一切都在流动，流动的一切都在变化……只有两个人没变，一个是床上的张谷雨，一个是床畔的万红。万红是唯一连接床和床畔的艄公，来回摆渡在谷米哥和她以及其他所有人之间……”小说也因此由《护士万红》更名为《床畔》。

　　著名出版人安波舜称，“《床畔》超越了《追风筝的人》的道德高度，万红对英雄连长张谷雨的守护不是出于救赎，而是出于生命的尊重和信念，与英雄无关。这是严歌苓的第一部、也是中国第一部‘拯救生命、决不放弃’的道德理想主义小说，为中国文学奠定了新的高度。”

　　但可惜的是，这本书从有创意到完本已经过去经年，严歌苓说，“距离和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如今父亲已经过世，最终也没有机会读到这部休克了多年终于活过来的小说。”

　　“从不露面的女主人公”

　　对于《床畔》的灵感来源，严歌苓称，因为当兵的经历。“十三年的戎马生涯使我了解士兵，因而无意中积累了许多他们的故事。《护士万红》并不是我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我在脱下军装二十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

　　事实上，并不仅仅是《床畔》，严歌苓自己也曾表达过，一个人应当先有职业再来当作家。就像她写得最好的是童年和真正当舞蹈演员、当随军记者的时间。

　　严歌苓本来以舞蹈演员身份入伍，1978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主动申请当了随军记者，她从不知道如何采访，到学会了解士兵的故事，才看到人性会在极致环境下显出丑恶，同样也会在刹那间显出勇敢和机智。

　　严歌苓曾讲过一个故事，部队中有一个小战士受了伤，本要用担架抬走他，后来别人问他运炮弹的敌方怎么走，他直接就说：“我自己带你去。”这让严歌苓看到，人在极致环境下会裂变出意想不到的光彩。从前线医院回来后，她含泪写下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在人人都避讳谈感情的上世纪70年代，15岁的严歌苓爱上了一个年轻军官，没想到这场“初恋高烧”差点烧死她。年轻军官不但是爱情“逃兵”，还出卖了她。在那个封闭的年代，众人的唾骂与批判随之而来。在被禁闭的小屋里，黑暗压抑得她无法呼吸，在某一个瞬间，甚至想到了自杀。

　　多年后，她真的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中篇小说《灰舞鞋》。文中的穗子与她有着相同的经历——文革期间，穗子因写给爱人的一百六十多封情书被公布而处于歧视和痛苦之中，小说既反映了高压政治年代里人性的扭曲与变形，又有严歌苓自己“太多自己青春期的影子”。成为最接近她个人成长经历的文学作品。

　　严歌苓的母亲是一位舞蹈演员，“母亲给我的遗传就是表演，她是个舞蹈演员。小时候，她读莎士比亚的台词，讲希腊传说，她是自己在背台词，并非有意识地给我念，但那些在我似懂非懂的时候，就有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后来，她母亲的演员生活被写进了《一个女人的史诗》等。

　　2014年，电影《归来》热映，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成为焦点。主人公陆焉识虽然是个虚构人物，却是以严歌苓的祖父为原型的。“童年时，祖父的形象在我心中是神秘且伟大的。没有产生将他的故事写成小说的意愿前，我就情不自禁地想了解他。”

　　事实上，体验写作成为严歌苓动笔的支撑点。写《第九个寡妇》时，她去河南农村跟农妇住窑洞，跟农妇聊天;写《妈阁是座城》时，她去澳门赌场上假装是赌徒，了解赌徒的心理;写《最美老师》时，她去5所不同的中学“卧底”，揣摩中学生说话和生活的方式。甚至因与丈夫劳伦斯恋爱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谈话的真实经历，也写成了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

　　她将自己当做从不露面的女主人公——“每一段人生经历结合当时的情景，都会是刻骨铭心的。一个作家的经历和人生阅历都会是她创作灵感的来源，我喜欢思考，喜欢倾听别人的故事，再结合自己的想象，创作成我想让读者读到的好的故事。”

　　严歌苓的女性思考：“基因决定了自己的身份”

　　应该说，严歌苓的人生都充满了戏剧张力。有人问她为什么选择写作?严歌苓坦然：“基因。基因决定了自己的身份。”

　　她的父亲是著名作家萧马。“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使得我别无选择地要走上写作这样一条道路。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一生都是。”

　　萧马的作品致力于普及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的实现——力量不仅来自于社会，还来自于人本身。而严歌苓在自己的作品探索中，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她在赋予了女性悲情命运的同时，更多的以女性自身的光辉形象与对命运的不屈服凸显新时代女性的社会作用与地位，体现了她对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的不断定位与思考。

　　严歌苓曾说，“我们民族的女性有个传统美德，即为了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工作，也包括爱情。但很多孩子却很少能理解母亲内心的隐秘，尤其当她们为情所困时，便武断地认为她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情说爱了。”

　　而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晓菲打破了这一桎梏。从1947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整整30年间，正是中国人对感情极为压抑的时段。而田晓菲则反潮流一般，为欧阳萸偷偷拆洗被子，在他的书里夹“我想嫁给你”的小纸条，打破了社会传统的“男追女”的情感模式，从她最灿烂的青春，到渐归于平淡的中年，始终如一地痴爱着不断出轨、意欲寻求红颜知己的丈夫欧阳萸。

　　严歌苓将田晓菲据守一方与主流历史拉开一定距离的女性生存的空间。评论家贺绍俊会这样评价它：“这是一部从新的视角开掘红色资源的小说”，“它以另外一种方式去回望历史”。

　　事实上，严歌苓给予了她的女主人公更为宽阔的世界和人生——这些女性经历的世事不再只是一个人的世事，还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世事——譬如小说《小姨多鹤》——它与战争和大历史有关，但却不煞有介事;它与女人男人有关，但却并不只关风月;它的切口小，但背景深广。

　　但正是作品中对人性的描写的真实，让严歌苓的作品影视版权售卖火爆。有人认为她正因此而远离文学。

　　“我正在捍卫文学写作的自由”，严歌苓用优雅的谈吐表达内心的坚定，“我现在认为的一种自由，就是你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自己脑子，从来不可以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特别对搞艺术的和尊重知识的人来说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