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顾准：“拆下自己肋骨当火把”
37年前的12月3日，顾准在风雪夜去世。临去世前，他留给病床前的学生吴敬琏最后一句话，“中国的神武景气终将到来”，并要他“待时守机”。
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在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顾准旋风”。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当他在逆境中，用“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顾准的思想在今日中国，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当我们重读记者柴静为顾准逝世三十五年而写下的祭文(原题：向自由致敬——顾准1974)，仍然可以感受到一个经济学家思考的力量。
“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1个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圆规的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工具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历史学家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达到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当功利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突然消失……是我们面对可是都不愿正视的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记录的就多。”他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1959年秋冬，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记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
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事后他对朋友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顾准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19岁，她20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她让顾用自己的40元的生活费买书，她自己的工资用来抚养5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1966年，他被秘密羁押，在自述中说：“我在监狱中的态度非常顽固，直到了死不悔改的地步。”他是全国唯一两次被划为右派的人。
他的母亲这时已经80多岁，在屋子里只语无伦次地重复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
大雪的小年夜，妻子提出离婚，他痛快地答应了。他是从那之后得了心脏病的。他仍然每周给妻子写信，方每信必看，但不再回。他们商量过，为了保护孩子，宁可让他们认为父亲是错的。
他们之后只见过一面。
他回家想看望家人，看见她满口的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病容，极度憔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她说。他“实在不忍心”，走了。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4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1969年，他预感到妻子出事了，他向组织保证她死了，疯了，病重了，都一不影响改造，二不影响下放，组织告诉了他实情，但是“死期，死况，遗言，一概不知”。
汪璧是因为被揭发在5年前曾经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而自杀的，她把他的所有手稿用水浸湿，揉烂，再放到马桶里用水冲下去，以至于全楼的下水道都发生了堵塞。这样的事情，在解放前的革命年代里，她也为他作过。
他唯一得到的悲悯，是他可能终生都不知道，汪璧是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的，死状极惨。
他后来看《茵梦湖》，写一个人失去自己所爱的女人，孤独终老，他泪流满面地看完，还书的时候说“哀而不怨，哀而不怨”。
顾临终前，签了认罪书，他哭了，他说这对他是奇耻大辱，但也许能改善孩子们的处境。但那还是1974年，他的孩子拒绝在他临终前来看他，“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
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去世了，“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这是他留给孩子的最后一句话。
“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顾准的孤独不同于因为境遇导致的落寞——落寞里还可以充满幻觉或者憧憬。他的孤独，是一个认识到绝境之后，又心甘情愿地停留在这个绝境当中的选择。
他曾经是最具备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等他一旦认识到理想主义变成专制主义的根源之后，几乎是在头脑中把自己杀死了一次。他说自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但是他克服了。
他就像朱学勤说的，“黑暗如磐，一灯如豆，在思想的隧道中单兵掘进”。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
他没有著书立说的机会，只能在和弟弟的通信中，用“热恋般的热情”写下厚厚的笔记，用他说的“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写下《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切的研究其实都指向“娜拉走后怎么办?”——无产阶级的革命之后，政治和经济向何处去?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他已经风烛残年，病入膏肓，他自己也知道，没有人会去听一个老人的喃喃自语。但他写道：“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
像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反复回旋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去世前，他留给吴敬琏的话是“待机守时”——“总有一天要发生变化，发生变化时要拿得出东西”。
改革开放后，当吴敬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先驱后，他说“顾准改变了我的全部人生”。
在顾准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有机会看到了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
“人生只有一个父亲，我们对这样一个父亲做了些什么呢?”顾准的大女儿写道。我们也是顾准的后代，能够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无愧于顾准，才能说几十年来，时代的确是在进步的。
顾准反对将任何人神化，他的思想也并非完美，但是将来的时代评价一个人，不会简单地基于得失功过。
遇罗克说过，“所谓的不朽，就是在后代的心中引起共鸣”。
(小标为编者所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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