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邸三千年

　　官邸制在国外已经非常成熟，对中国来说也并不陌生，甚至可谓“古已有之”。古人常用“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无论是古代“天子赐”的官舍，还是形形色色的官邸，对官员来说，住官邸本是风光无限的事情，但古今中外也不缺被住房问题折腾得够呛的高官要员。

　　(本专题38-41页)

　　官员们的尴尬“房”事儿：苏东坡们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话说北宋元祐年间，苏轼赴任杭州知府，发现朝廷给自己分配的住房年久失修，“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只好上书中央请求修房。堂堂知府大人，住房竟是“楼歪歪”，修房还得向朝廷申请，这让当下的“房叔”“房婶”情何以堪?

　　事实上，和苏轼一样“享受”官邸制的，在古代中国并不鲜见，遭受此般待遇的，也不仅仅只苏轼这一文人官卿。

　　自秦汉以来，国家开始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即“官舍”，官员只有使用权，无有产权。由国家向赴任官员提供住房，大约也就在秦汉之际逐渐趋向制度化。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卷四：“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因知古人常将“衙内”作为官府子弟的代称，就是以他们这种特殊的居住条件为依据的。

　　这一制度历经变革，但多数朝代官员都没有“免费分房”、“福利购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而是采取“官邸制”，且很多朝代还是有偿的、需要租金的“官邸制”。

　　汉高祖刘邦曾向全国发布《同安辑令》说：凡为列侯食邑者，都给印绶佩带，赐给宏敞的住宅;俸禄达到二千石级别的将吏，就可迁居长安，赐给次一等的住宅。

　　再看《汉书》卷九十三记，侍中董贤为邀汉哀帝宠信，休假日亦不肯回家与老婆团聚，于是哀帝特许董贤的妻子搬进他在宫中的住所，“若吏妻子居官寺舍”。根据这一条史料，可知至迟到西汉后期，官吏家属可以随居机关住房(官寺舍)，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随着官员数量的增加，到唐宋时，已经不再给京官提供免费官邸，而是采取租住制，官员在京没有买房的，可以租住政府的官邸。宋代先后在刑部、吏部等部司供职的江休复曾抱怨说：“望月初请料钱，觉日月长;到月终供房钱，觉日月短”，可知房租是按月缴纳的，对比收入，“恩格尔系数”也不低。

　　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上，隐约可见“赵太丞家”或“某某家”，正是众多官宦之居藏伏在大量普通民宅或商肆店铺中的历史真相。假如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在京城当官，在长安又无祖业，就得自己掏钱为“长安居”之“大不易”埋单了。

　　时任礼部主客郎中的白居易似乎连政府的官舍(邸)都没有资格租住，他在《卜居》中感叹：“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舍，不如硕鼠解藏身。且求容立锥头地，免似漂流木偶人。但道吾庐心便足，敢辞湫隘与嚣尘。”

　　当时白居易的级别是个正九品，收入不算很低，但仍然买不起房子，只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四间茅屋。

　　居住官舍不仅是一项福利，也是一种政治待遇。北宋名相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徒有虚名、实受监管。像这种情况，衡州官府就不给他提供住房。老百姓听说后，各自带上砖瓦木料，以最快速度替老宰相盖起两间“经济适用房”。眼看其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赶快把他迁到雷州，并最终达到令他郁愤而卒的目的。

　　曾国藩的官邸廉政：“以廉率属，以俭持家”

　　历史上居官清廉而住陋室的实例不胜枚举。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请病假，同僚宋瞡、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堂堂副宰相睡在用竹片编成的破旧床垫上，门无帘箔，碰到刮风下雨时，就用条席子挂在门上遮挡。

　　唐宋时期，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房管局”的房子。他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这位与副宰相平级的大员居然借居在弯曲的巷子里，皇帝的乘轿都抬不进去。

　　按照制度，住房以外，官吏住所内的所有家具杂物亦由机关按入住者的身份提供，待官员调任或退休时，都要按清单归还。《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用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江宁府吏来王家追讨，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因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赤脚登上这张藤床，偃卧良久。吴夫人一看，马上命人将床还给公家。

　　明清时期，官员若私购房产，将被打屁股开除公职。

　　明代规定：“有司官吏，不得于见任处所置买田宅。违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如果官员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让朝廷得知，扒光裤子屁股打五十板，开除公职，没收房产。在清朝，凡旗人去外地工作，胆敢在工作所在地买房，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并对当地知情不举的官员一同处分。

　　曾国藩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死后被谥“文正”。自咸丰二年(1852年)始，夫人带领诸子女在乡下老家生活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其间，曾国藩“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夫人则居勤居俭、任劳任怨操持家务，下厨烧灶、纺纱织布，事事躬亲。

　　民国时期，有大批的高官自己并不购房而是租房，比如北洋军阀时期的海军上将萨镇冰就任期间一直租房，冰心的爸爸、海军部次长谢葆璋在北京租房租了十几年，后来去上海定居，仍然是租房子……

　　这中间，最“奇葩”的当属官至总理的段祺瑞。据史料记载，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袁世凯后来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段祺瑞在原配夫人过世后，娶了袁世凯的养女张氏为妻)，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与袁世凯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袁世凯的，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见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在蒋介石力荐下，刘纪文担任南京特别市首任市长，当年建设中山大道，拆了400多户民房，将挡住中山路建设的蒋介石官邸给拆掉了。他还专门给公务人员下了一道死命令，严禁他们和亲属购买中山大道周边的房产，如有违反开除公职。这位刘市长也以身作则，在其的任期之内，在南京也无一处房产，都是租住在政府提供的宿舍中。

　　“官”与“邸”：马英九们的人情政治

　　换一个角度看，居官不廉而住豪宅的实例也不胜枚举。明朝嘉靖三十六年，皇帝在宫中登高，远远望见今西长安街上有新近拔地而起的高敞壮丽的屋脊，便问是谁家盖房。左右答：这是工部尚书赵文华的新公馆。又说：工部的栋梁大木，半数被他用到新宅建筑上了。

　　广占良田大造官邸无疑是贪污腐化行为，但是在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下，有时却变成了大臣表达忠心的方式。

　　比如赵臣腹击广占良田建造官邸，荆敢把这件事奏报了赵国君主，赵王对腹击说：“贤卿为什么要兴建这么大的宅邸呢?”腹击回答说：“我只是寄居赵国的一个臣子，爵位虽很高，但俸禄却很低。假如官邸太小，则眷属就少，那君王又如何信赖臣呢?即使君王信赖臣，恐怕百姓也都会说：‘一旦国家有难，腹击定会抽身而走，不会为赵国效命。’如今我之所以要建造大官邸，是为取信于民。”

　　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卸任以来，他的贪污弊案震惊世界，其儿子陈致中在2006年8月至2008年5月担任陈水扁居住八年的玉山官邸总管，也被公诉涉嫌官邸搬钱贪腐。公诉检察官强调，扁家搜集七百多张发票诈领国务费，陈水扁听了很不服气，他说一审认定官邸私用的标准好像“菜市场喊价”，官邸每个房间都有电蚊拍、蚊香，买电蚊拍、电池变成他贪污，“我管的是大事，从做一个总统，有这么低路吗”?

　　面对前车之鉴，马英九曾下令，先查查自家中兴寓所的用电量，他还广发“英雄帖”，“找一些社会上省油达人、省电达人，用哪些方法可以减少油电使用”。

　　2007年陈水扁入住“总统”官邸之后，每月用电2万多度，执政8年，用电量节节高升，直到官邸换了马英九夫妻住，立刻省电88%。“总统府”发言人范姜泰基称：“马英九只在最热最高温的那个月使用冷气，其他大部分时间都用电扇。”

　　但让马英九当“省电达人”，一些民进党人可不服气，言论直指马英九“沽名钓誉”。作为一种温和、渐进的约束机制，“官邸制”抢眼，实在是官和邸的关系，在百姓眼中太显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