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与现实——百年童谣

　　作为古代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童谣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有之，其应至矣”这样的儿歌早就见诸《孔子家语》。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刘半农、李叔同等摩登知识分子掀起的和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到谷建芬的“新学堂乐歌”，一部童谣史折射出的也是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式微与尴尬。

　　农耕时代的中国式“小儿语”

　　在“儿歌”这两个比较学术化的字眼没出现的几千年前华夏大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童谣，像风筝一样飘荡在农业时代孩子们的天空，它以极其地域化、方言化、口语化的生动谐趣，感染了街巷里弄、深山孤村里的老少妇孺，教化与娱乐作用，不是《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启蒙文本所能企及。

　　“童谣”，又称“童子谣”“孺子歌”“小儿语”。 它的产生，可以追寻到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古籍中侥幸保存下来的《弹歌》“晰竹，续竹，飞土”，相传为黄帝时所作。据考证，这是比较接近于原始形态的歌谣。

　　儿歌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背景的音乐人创作，曲式整饬，内容书卷气，童谣就野趣很多，俚俗逗趣，言之有物，甚至有能在各种历史阶段影射现实，形成谶语的效果。

　　作为古代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童谣浩如烟海、源远流长，“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其有之，其应至矣”这样的儿歌早就见诸《孔子家语》。“商羊”是古代一种“文身赤口，声如人啸”的鸟。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如果商羊鸟用金鸡独立的样子一边鸣叫一边走动，很可能要下大雨。因此，孩子们常常学着商羊鸟金鸡独立的样子边唱歌边走动。与此类似的还有，“羊牴角，蚁围穴，蛤蟆拦路大雨到”等。

　　在我国不同地区都有着充满浓郁地方特色的优秀民间儿歌，如北京地区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南方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此外，伴随儿童不同阶段的成长，还有游戏歌、数数歌、连锁调、问答歌、绕口令、颠倒歌、谜语歌、字头歌、节气歌等多种常伴儿童身边的儿歌形式，它们或增长知识、或训练语言、或愉悦精神、或宣泄情感，对儿童成长起着别的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刘半农、黎锦晖们的童谣运动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个发表文章，提出搜集和研究童谣的人。他于1913年2月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里写道：“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辅翼教育。”

　　次年1月，周作人又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儿歌之研究》一文和采集儿歌的启事。但他们兄弟二人关于搜集歌谣的呼吁，都成为旷野里的呼喊，没有得到社会上和学术界的回应。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闯将、初期白话诗的拓荒者，刘半农于1918年1月底在北京大学首倡歌谣运动，是为中国现代倡导收集歌谣运动的第一人。

　　刘半农1891年生于江阴县城内西横街一户家境颇为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由于自幼生长于草长莺飞的江南，童年充满了令其终生难忘的诗情画意。“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矅，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

　　这无疑在刘半农幼小的心田里播下了美的种子。翻开《扬鞭集》，透过那些“拟儿歌”式的作品，刘半农的创作不但生动地再现了所谓“幼年的心理”，同时，也留下了深深的“地域性痕迹”。

　　随之，刘半农和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一起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那之前，正值大雪初晴，寒风中北河沿闲走的几位北大教授在议论中国诗歌的源头活水时，刘半农忽然说道：“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

　　这一番谈话，现在已经被视为中国现代歌谣的开场标志。由刘半农执笔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发表在1918年2月1日出版的《北大日刊》上。从早期的刘半农、刘大白到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蒲风、任钧，甚至还包括“新月派”的闻一多、朱湘等，创作了一批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当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许多新式学堂唱起了学堂乐歌。大部分作品是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由一些外国歌曲填词而成。这些作品大多曲调优美，歌词朗朗上口，所以很受当时儿童的喜爱。

　　当时，产生很多优秀的儿歌。如沈心工的《竹马》、《赛船》、《龟兔》;李叔同的《送别》、《西湖》、曾志敏的《蚂蚁》等。其中不乏反对旧习惯，提倡新文化的，如：沈心工的《女子体操》、秋瑾的《勉励歌》等。

　　那首至今广为流传的 “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中国近代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在那个时期谱写的儿歌。应该说这是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的产物，那时黎锦晖在北大旁听，参加了北大音乐研究会。当时有人把《孔子歌》配上日本国歌的旋律，让全国小学生唱，李叔同等人搞的一些学堂乐歌，曲调也都来自外国，蔡元培因此鼓励黎锦晖创作新歌。

　　他编写小学国语课本，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理念使他进入儿童歌曲创作的领域。1921年，黎锦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至1927年，他总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表演歌曲。与此同时，他还主编创办了儿童文艺刊物《小朋友》，这是中国现当代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期刊，他的大部分儿童音乐作品，都首先在《小朋友》上发表，《小朋友》与他的儿童歌曲一样流传甚广，连边远农村的孩子们都会唱。

　　“20年代初，他担任国语专修科学校校长，组织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演出儿童歌舞，目的就是推广国语。”黎锦晖的小儿子黎泽荣说。“这些歌曲影响非常大，以后的作家、国家领导人，很多小时候都唱过这些歌。比如陈毅同志在部队里，就对我们的一个亲属说：‘你伯父的这些儿童歌我们从小都会唱。’”

　　谷建芬们的尴尬与困境

　　1949以降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意境明朗，情感灿烂，视野开阔，有社会主义美学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特别像八十年代的《春天在哪里》、《我们的田野》、《歌声与微笑》超出儿歌的范畴，广为传播。

　　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老师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儿歌进入衰竭期，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几乎上演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老歌回忆录。现在星星不见了，儿歌越来越稀薄，几乎没几个人知道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

　　儿歌衰竭背后，是很多孩子纷纷早熟，七八岁就摇头晃脑地唱起了大人们的情歌，一知半解，却自得其乐。随着网络音乐、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这种恶趣味和怪现状。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入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

　　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醒说“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他认为电视、网络等媒体毁掉了孩子们的童年。工业时代的紧张、烦躁、势利，处处都是隐形的三聚氰胺，吞噬了农业时代舒缓的童年，让一代代人身心提前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