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定制的自由态度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定制这件事在中国已然演绎出不同层面的消费方式，从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定制西装与衬衫、晚装礼服与婚纱，到前往巴黎定制天价的、只穿一次的、摘取女装设计制作桂冠的巴黎高级定制;从欧美设计名师抢滩中国市场，到中国设计师蚕食中国的定制市场，无论是从时尚产业角度，还是社会文化角度，定制已悄然成为中国财富阶层的主流消费方式。

　　而在欧洲，无论迪奥的礼服还是香奈儿的套装，从任何方面看，即便算上设计师和所有制作者，高级定制都只是与全人类中极小一部分人有关的事。高定更多程度上是“不用来盈利”的品牌形象维护策略。传统与时尚、手工与成衣、工业浪潮和奢侈的真正定义，高级定制在整个服装产业环节中从来都是矛盾并且小众，从来都是贵族的专属和大众的售梦仪式，是浪漫童话却无力对抗现实。

　　2013年，中国“高定”，真的已经到火候了吗?欧洲奢侈品牌的高级定制能否开拓出中国市场?国产设计师如何看待高定?本土设计怎么冲出重围?谁在为高定买单?5月3日，本刊记者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时装周暨青岛名牌产品展示周并对邓达智、潘怡良等相关知名设计师和山东本土服装企业进行采访。 (本专题48-53页)

　　中国高定史：从江南织造到一件衣服的政治生活圈

　　最传统的说法：高定自1858年诞生于法国。事实上，高定消亡于近代欧洲。

　　成衣的概念自从上个世纪中叶才出现，在此之前，定制是服装一个最古老的制作方法。从开始有裁缝的历史起，服装都是根据个人量体裁衣，然后由裁缝根据尺寸定做，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做法，因此，一般来说，每件都是个性化。解放前的马聚源、瑞蚨祥、内联升都是私人定制的顶级店，衣服、鞋子、珠宝全部根据个人喜好、身材，手工裁剪。

　　高级定制则由政治开始。中国的高级定制起源于皇宫和贵族，从江宁织造到蜀锦云锦，古代的上流社会都是高定的联盟。

　　以中国历史上服饰制度最为繁缛的清代为例，清朝就有专为皇室提供丝织品的“江南织造”以及“故宫造办”。据清宫资料，制作一件朝袍须要依礼部定式，或是皇帝命题由内务府画师绘制重彩工笔小样，交总管太监呈皇帝御览，或经内务府大臣直接审阅后连同批准件送发江宁(南京)、苏州、杭州三处织造司分织。江宁织造负责的御用彩织锦缎，苏州织造的绫、绸、锦缎、纱、罗、缂丝、刺绣及杭州织造处织造的御用袍服、丝绫、杭绸等，制作过程相当复杂，一件就需耗时两年。

　　另据史料记载，织造一件鹅黄缎细绣五彩云水全洋金龙袍，需用绣匠608工，绣洋金工285工，画匠26工，每件工料银合计为392两2钱1分9厘。折合现在的价钱，要十几万元。

　　清代文人钱咏曾在《履园丛话·艺能》中记载，衣匠各省俱有，而宁波尤多。好的裁缝还会根据客户性格，“肥者其腰宽，瘦者其身仄。性之急者宜衣短，性之缓者宜衣长。”

　　而从秦朝开始，官员服饰、民间婚服、节日吉服、日常行服等等皆分门别类，等级森严，需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份、阶层、体态、财力特殊定制，不可僭越。明朝初例，商人不能穿丝绸等(明朝初年，政府规定农民可以穿绸纱，而商贾之家只许穿绢、布;农户一人经商，全家不许穿绸纱;还规定禁止商贩、仆役、倡优、下贱穿用貂裘)。从帽子(冠)开始，有几道梁，或者装饰什么样的宝石，或者装什么样的翎羽，都是上下尊卑的体现。再到衣服，补服上的动物图案，甚至一些细节(比如龙的爪数)都体现了等级。

　　17世纪时，法国凡尔赛被所有欧洲贵族公认为最时尚的宫廷，路易十四便是上流社会中高级定制的推广者，他规定贵族赴宴必须穿着新奇，这里的裙子会被人画成小册子，流传到其他宫廷并被模仿，很多面料可能是仅仅为了一条裙子专门制作。贵族的穿着是否得体甚至成为进入上流圈的“敲门砖”。

　　穿的阶层：对于衣服的定义在穷富之间截然不同

　　文化制度和社会制度催生了定制，社会生产力水平则摧毁了高定。工业革命出现及工厂出现之后，大量生产的衣服不是为个别的消费者而出品。现成已经生产的商品，大小尺寸、颜色、用料已经是已成事实。

　　1858年，Charles Frederick Worth首次将设计的观念引入时装界，并在巴黎开设了以他个人名字命名的专为上层女性度身定制的高级服装店。这是历史上第一个高级定制服装店。Worth首次以设计师而非传统裁缝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当他的设计得到法国皇后的青睐之后，更是声名远播。世界各地的皇室贵族趋之若鹜，不但为服装的高昂价格欣然买单，更为拥有Worth设计的服装而深感自豪。

　　高级定制(Haute Couture) 一词从时装产业诞生之初，就是一支可以点石成金的魔杖。而这种尊宠甚至只有呈个位数的超级VIP 才可能专门拥有。除了为贵族服务，当代社会中高级定制的意义何在?谁在为定制服务买单?当我们谈论定制服装时，我们在谈论的是什么?

　　当服装已经超越了蔽体保暖的基本功能时，服装成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投射。服装除了蔽体保暖的基本功效，还承载着性别、社会地位、情感情绪的自我表达等信息。正如德国哲学家西美尔所言：“通过某些生活方式，在社会平等化倾向与个性差异魅力之间达成妥协，时尚便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就曾讨论过自由和奢侈的定义。对于衣服的定义在穷富之间截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高定生活圈”。衣服的面貌如同个人形象，何种风格、何种品位，是会泄露个人隐私的公共形象问题。

　　拥有名品不过是奢侈自由的初级阶段，我是谁，而谁又是我是当下新富阶层在物质以外思考的最多的精神问题?在这里我们定制的不是产品，是产品就会有工业文明的烙印，我们定制的是一种文化态度，是一种纯粹的自我实现。

　　首先，定制是一种产业尺度，引领着整个商业市场和产业未来发展的节奏与方向。定制代表的是产业链中的顶级水平，覆盖了人类能够驾驭的所有行业，定制服装、定制腕表、定制珠宝、定制别墅、定制海岛、定制私驾、定制管家服务、定制私人银行服务……一切向极致看齐，因此建立起来的产业标准是所有行业顶礼膜拜的标杆。

　　其次，定制也是一种文化态度和自由精神，它代表着艺术创作与自由表达在商业市场中的最高境界。高级定制下，设计师充分发挥自身对艺术的领悟和对潮流的把握，在天马行空的创意之中表达自身审美理念，社会新贵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自由的表达产品的形态、设计、款式或者功能。

　　最后的贵族：高定一直站在“做生意的对立面”

　　《纽约时报》曾针对高级定制时装的命运发表过一篇评论：“每过十年，医生们都会围绕在法国高定的床边，宣布它即将离去的消息。但就像每一个与病魔斗争的人一样，坚强的意志使得高定一次次存活了下来。”

　　高级定制是一个很疯狂的过程，在人力、物力、财力这三方面都必须有极惊人的消耗。这直接导致“高级定制”在当代中国很长时间都是一个曲高和寡的名词。

　　十年以前，Yves Saint Laurent 的前任主席PierreBergé曾总结过高级定制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他将这一行业称为“做生意的对立面”。一场穷奢极欲的定制发布会到底有何价值?对此人们其实已经有所认识：你可以用它来推销更便宜的产品，比如太阳眼镜和香水。而尽管如此，想要抓住高级定制的真正价值还是变得越来越难，那就是要运用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做出精美绝伦、独一无二的服装来。

　　从今天算起，十年以后，假如我们还能看到两三家时装屋在坚持一年两度发布高级定制系列，那就已经算是很惊人了。制作一件全手工的高级定制服所耗费的高昂人工成本当然是这一行业衰落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设计方面专业知识的短缺也将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有人预言说金融危机将导致没落中的高级定制世界的彻底灭亡。从任何方面看，即便算上设计师和所有制作者，高级定制都只是与全人类中极小一部分人有关的事。

　　然而，无论是业内人的努力，还是新客户的增长，都证明了高级定制向现实屈服的时刻还没到来。Chanel 总监Karl Lagerfeld 被问及经济对本季高级定制是否有影响时，他回答说:“不过是聊天时多个话题而已。”Dior 公布的2008 年销售增长率为35%，Chanel 则是20%。

　　假如消费者们连一条标价499 元的H&M 迷你裙都不舍得买的话，那么Christian Dior 的销售数字呈现下跌趋势也是合乎逻辑的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高街品牌举步维艰，因为它们的顾客——中产阶层人士们——无一不遭受着经济危机的威胁。而高级定制的新顾客们——来自俄罗斯、中东和中国的富翁们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他们依然开开心心地在买进那些标价高达7 位数的时装。

　　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信贷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促使消费者们买得更多。为了保住至关重要的广告客户，时尚杂志开始向读者们灌输一种名为“投资型消费”的理念：购买一件特别贵的东西，例如Hermes皮包，或是高级定制服，不要去买10 件相对便宜的东西。不过现实也并非一片光明。法国的奢侈品世界向来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当Chanel 最近宣布将削减200名员工时，《巴黎人报》(Le Parisien)称之为一枚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