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周刊下的蛋

　　有一则笑话：如果你是个才女，你可以来周刊做校对;如果你是个诗人，你可以给周刊写写读者来信;如果你是个思想家，那列席一次选题会试试;如果你是个杂学家，或许有资格做做档案管理员……

　　《齐鲁周刊》需要什么样的记者?

　　四年前，作为一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是我的语境;四年后，盯着报纸、追着新闻、叼着烟卷，哀伤换成泼辣、高跟沾满泥巴，满嘴都是：“人比房多，肉比猪多。”

　　其实，如果这些改变是水上潋滟的波纹，周刊真正需要的则是思想的水位。2012年的中秋节，我们做过一个《不一样的月亮》的选题，我跟随我们的团队走访了养老院里的失独老人、看守所里失足女性、繁华商圈上的流浪鞋匠……竟像一个外来客看到了这座城市的陌生。

　　周刊正是这种陌生的看客——玫瑰花里我们看到浪漫经济，佛教信仰里我们看到世俗情缘，考古故事里我们看到如何对话祖先，孙杨夺冠中我们看到体制之困，婴儿身上我们看到儿科之殇……

　　一期没有见报的烟台苹果采访，我和同事走遍栖霞、蓬莱、龙口、招远、牟平的村庄、果园和市场，看到了风声鹤唳的官员、劳碌辛苦的农户、疯狂围堵的同行、油滑刁钻的商贩……更看到了和“毒药袋”不一样的表情，看到了剧烈变化中的中国乡村、高速发展的血汗农场、工业速度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艰难抉择，稿子因种种原因不能成文，行走却给了我们钥匙——拐角和拐角之间遥不可及的距离，每个位置和每个位置不同的声音，这是周刊给我们的眼睛——除了，娴熟的文字，周刊更培育着我们的见和识。

　　没有成为记者之前，我讨厌宏大叙事甚至政治，不关心体力劳动包括体育，更不明白财经对普通人的意义。只想成为一个一身嬉皮士打扮、拿着白玫瑰花听听音乐会、描写心灵和情绪的写手。作为周刊下的蛋，就要必须投入广大的世界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被迫”的我和同事去看鲁能球赛，去读《血酬定律》、《反熵行动》，眼皮不眨地试穿十几万元一件的大衣，而且还要记住每一个品牌的名字……

　　研究了解，而不是寻求共鸣。作为周刊下的蛋，有时候痛苦而分裂，被社会的各种图景分裂，投入又出离地看着世间的无奈、贫困和狂躁，更不被允许在别人的故事里有自己的影子和声音。

　　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故事和轨迹里流浪，而周刊下的蛋则从这个人的故事流浪到那个人的身上，我曾经痛苦地以为别人就是我的私生活，我早被我不感兴趣的一切占据——然而，最近一次采访明星吴秀波，却让我再次感知到了这种快乐，因为被访者对我说：“你问了我全场最有意义的一个问题。”

　　周刊下的蛋，不一定是有决心撞向墙壁的蛋，也非能孵出神奇的蛋，但它用自己独特的眼睛和温度拥抱住用言语、用思想所能照明的世界。我们的城市，我们的脑袋，常像一个收拾停当、脂粉均匀的嫁娘，周刊里的水位则帮我们打碎、淹没了这种习以为常的表象，看到了每一个可能性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