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马文广的全运史(2)

　　
六运会：被广告模特“扎”了一下

　　１９８７年在广州羊城，马文广更加体会到了什么叫“活起来了”。

　　刚到体育馆门口，马文广和队友的眼睛就被‘扎’了一下，无袖高领旗袍、高挽着发髻、裙摆开衩微露一截大腿，一群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年轻女孩侧立馆口两旁，身上还披着不同的广告绶带，特别亮眼。

　　有队友窃窃私语道，“她们不害羞啊？”有人告诉他：“这是广告模特”。

　　“三运会、四运会的时候，我们还拒绝跟外国人合影呢，怕他们是外国特务会泄露机密之类的，”马文广大笑。

　　当时六运会的赛场周边已经开始出现健力宝等一些品牌的广告，漂亮模特就挂着绶带在体育馆门口上演真人秀。

　　憨态可掬的第一个全运会吉祥物也让国人眼前一亮，各式各样的纪念品一经推出，马上火爆，连钥匙扣都被人哄抢，卖得非常好。

　　广州全运会让马文广感觉十分不一样，“富足，吃得十分丰富，比如大块大块的肉就是以前见不到的，之前比赛是四到六个运动员住军队招待所，分上下铺，以后就慢慢有标间了；天河体育场还史无前例的引入了外资，那个时候，北京都还没有这么大型的体育中心，有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３大场馆，感觉特别棒。”

　　也是在这届全运会中，马文广结束了他的运动生涯，“六运会我毕生难忘”。

　　３１岁的马文广是当时参赛者中年龄最大的举重选手，初赛他以１９６．５公斤的优异成绩打破了９０公斤级全国纪录，并夺取总成绩冠军，轰动举坛；１０月的决赛中，却出现了意外，“很遗憾，我右肩韧带断裂而挫败，不得不退役”。

　　总结自己的运动生涯，马文广说“年轻的时候经常负伤作战，农家出来的穷棒子，穷则思变嘛，为自己奋斗同时还能为国争光，能不拼命么？”

　　１９９３年的七运会、１９９７年的八运会上，马文广已为山东省体委副主任，“再到全运会场的时候，我变成了指挥官，七运会、八运会上我是以山东队领队人的身份参与的”。

　　转换了身份的马文广，开始更加冷静的审视全运会现场，自然也不像从前那个毛头小子一样只眼珠乱转的看热闹了。

　　“七运会上有些项目悄悄退出了，像围棋、航空航海模型等项目都是最后一次上场，而一运会上无线电收发报、飞机跳伞、伞塔跳伞、滑翔等军事项目在众多比赛项目中有着重要席位，但到了七运会，这些项目慢慢的就全部淡出了”。

　　１９９７年上海的八运会上，让马文广吃惊的不是广告模特了，而是变成了满街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八运会上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志愿者，小的才十来岁，年纪最大的据说八十岁，将近八万人”。

　　“第一次出现了赞助商，制定产品、杯赛冠名权、各种广告，大家也第一次知道办运动会也能赚钱”。

　　对于运动会市场化，马文广这么评价：“其实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就见识到了商业介入运动会的厉害，不能不说这是个好事儿，另一种程度上它用巨大的力量推动了体育事业的繁荣”。

　　
十一运：“我内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再参加还会悄悄以‘自家人’自居”

　　２００１年，马文广调任国家体育总局，职务变成重竞技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而就在前不久，他又成功竞选国际举联秘书长，他是首个进入国际举联核心层的中国人。

　　从山东调到北京，马文广与妻子姚颖在训练局附近安了家。

　　任中国队游泳教练的姚颖每天从训练的游泳馆一抬头就能看见自己家窗户。

　　可马文广却说“房子里万一漏个水、裂个缝什么的，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都没工夫回去。”

　　难得都有空闲的时候，下碗面条、讲个笑话、一起看会儿电视，他们就这样“享受”生活。

　　“九运会、十运会上我又变成了组织者、主办方”。

　　又换了一种身份的马文广和他的团队开始负责控制整个全运会的运行了，如何与商业点结合、怎样恰如其分的控制成了他要斟酌的事情。

　　提起家乡马文广说自己最喜欢喝的是家乡的日照雪青，对于十一运，马文广更是有点“偏心”，笑称“我内心里还有个小九九，再参加还会悄悄以‘自家人’自居”。

　　“夺金热点很多”，马文广说，“女举、男足、女乒、跳水，都是优势项目，全运会在我们家门口举行，相信很多队员都憋足了劲等着呢，要把金牌夺下来”。

　　“不求赛场的奢华，不求规模的宏大，平平淡淡，认认真真，这样就算是完美的十一运”，马文广这么说道。

　　最后记者说起在第二届全运会八金得主袁盛堂老人口中，中国首代运动员训练时的艰辛磨难与医疗条件令人难以想象的简陋情形，“曾经有运动员因训练受伤而膝关节积水，自己用注射器抽取治疗”。

　　“很多第一代、第二代运动员退役之后并没进入体育系统，他们中间有的人进入工厂做了普通职工，甚至有人返乡务农，留下的只有一个名字，一生默默无闻，他们的付出不可估量！”

　　马文广不胜感慨，“也许这就是代价，中国体育事业今天的成就，是摸索爬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