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嚣张”

　　烟台海难、洛阳大火、南昌大火、三峡移民、打拐重案……那些年，哪里有大事发生，哪里有《齐鲁周刊》的记者。

　　谁抛弃了济南，ST济南，围剿我们的城市垃圾，走遍56个民族……那些年，读《齐鲁周刊》，读的是一份嚣张肆意的情怀、张扬怒放的青春。

　　那是一个记者的纯真年代，不曾听闻“媒体的冬天”， 士子情怀，文人气象是每个记者天生的沛然元气，人人都相信自己正在改变世界。身体丈量千山万水、灵魂对话三教九流之余，一干人等血战平庸、枪挑泡沫、针挖深井，如堂吉诃德，不负醉一生。

　　那些年，我们一起“嚣张”——

　　我所经历的时代

　　□李强

　　1999年，这个充满象征意味的年份对济南这个城市而言，很不平常。这一年对这个城市而言意味着足球——鲁能泰山队在这一年夺得了迄今为止中国足球联赛史上唯一的双冠王——当4年后，我们回过头去重新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是多么的不平常：一支球队点燃了一个城市沉默了许多年的热情。足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城市激情的一面。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体育的范畴。

　　因为这一切，一个名字被载入这个城市的历史：桑特拉奇。我至今记得那一年8月底我和袁勇对桑特拉奇采访时的情景。他在下榻的酒店里同我们举杯，微笑着说“历史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成为4年来我们对周刊的一种信念。对桑特拉奇的采访，以及他舍我其谁的大幅照片，发表在1999年9月1日一份叫做《齐鲁周刊》的创刊号上——那就是我们的开始——一个传奇的南斯拉夫老人同时成为1999年一个城市和一份周刊的代言人。

　　在那篇文章中，提到他对球员的要求时说：他不仅强调球员个人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且鼓励球员多接触社会，到城里去交朋友，以“增加对所在城市的责任感和踢球的责任感”。当4年后我弹去那期封面上的尘土，在文章中找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对所在城市的责任感，对周刊而言，这很像是一个不经意的伟大预言。

　　以上文字出现在2003年9月《齐鲁周刊》4周年的刊首语中，我是那篇刊首语的作者，亲历了周刊诞生和成长的一段生命历程。

　　《齐鲁周刊》创刊伊始，“批判·建设”就作为一个重要的理念被导入整个办刊思路中。此后，这一理念得以传承并得到不断丰富。对城市发展的关注和对重大新闻事件的追踪，成为周刊报道的重点。从APEC的高端访谈到关注城市贫困人群;从北京到上海，从内蒙到云南——我们新闻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我们同时在试图确立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把握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我们关注了许多人群，探讨了许多问题。我们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去做、去思考，我们的投入与热情令我们觉得欣慰。

　　周刊一直与这个城市共同成长。

　　2001年5月随着著名的泉城路进入拆迁阶段，济南的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这个事件被这样记载：

　　5月8日，泉城路，曾一度是济南商业街典范的泉城路，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和一个巨大工地的形成，而从此成为历史。这无疑将成为济南城市建设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被打碎的是一个旧商业时代的偶像，一个时代被终结，一个时代行将开始，一个新的商业时代的偶像在塑造当中。

　　我们的生活会在这短暂的期待中继续，包括我们的赞许、诧异或者反对。但有一点是不容丝毫质疑的：济南开始了向一个现代化大都市迈进的步伐。(《老济南，新济南》2001.5.9总第88期)

　　就在那一期周刊中，我在另一篇叫做《城市力量》的文章中这样总结我们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我们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对这座城市表示不满，但不会有一个理由让我们不去爱它!

　　我们还一度在这种热爱的驱使下去寻找这个城市的文明之根。曾有多少辉煌闪烁的历史记忆，擦亮了我们观察和透视这座城市的眼睛，也点燃起我们发掘这座城市之根的热情。从芙蓉街到济南最后的资本家，从官府衙门到济南商埠，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城市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个成长的历史。我们做过许多关于老济南的报道，因为我们知道，“城市的扩张实际是物质的膨胀过程，时间会让物质沉淀，成为文化”;“一座城市的扩张实际依然是一个人口膨胀的过程，是一个移民过程。移民以及商业典范代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和未来，土著居民以及她的老城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沉淀和过去，这是一个城市精神的两个方面，是城市力量的两个支撑点。”

　　我们在这个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学会热爱，同时学会反思：我们同样追问这个城市拥挤的交通，报道《包围我们的城市垃圾》，报道《ST济南》——而此成为这个城市这些年来最为痛心的一个事件——甚至反思《谁抛弃了济南》。我们从这些报道中、从这个城市市民的热烈反应中看到热爱。时间会让人变得宽容和理解。

　　周刊一直与中国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

　　我必须承认，记者是一项伟大的职业，它给了我一个全新的看待这个世界的视角;我应该庆幸，那是一个让人感觉做记者生逢其时的年代。作为一个记者，我能够看到这个世界的苦难，人是弱小的，大多数时候，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苦难折磨着无数无辜的人，我们需要勇气面对，需要固守人性的底线，也需要承担太多无能为力的痛苦，需要冷静和理性;同时，我也能够体会这个世界的活力和魅力，感受到来自更多人的欢乐和激情，看到这个世界的五彩斑斓。

　　1999年，我曾经第一时间关注“烟台海难”。1999年11月24日，烟台“大舜”号滚装船在渤海湾、在距离这片海滩1.5海里的地方沉没。船上共有乘客302人，其中22人被救生还。200多条鲜活的生命永远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200多名死难者不知给多少本来幸福的家庭带来锥心刺骨的痛苦。了解真相是死者的嘱告，是生者的关切，同样也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的权利。我曾经试图寻访22个生还者。在海难一周年的回访中我这样写道：

　　2000年11月24日，烟台市姜格庄镇云溪村海边。

　　这本是平平常常的一天，和平平常常的一个地方。即使现在，对大多数人而言也是平常。我们的生活在这一天里继续，海边的生活在这一天里继续。

　　这一天的上午，海潮正在逐渐耀眼的阳光的注视下退去，海面湛蓝，远处海天一线，几乎没有风，海滩在阳光的照射下正呈现出一派金黄。除了海水荡漾的声音，那里很静。零星的人在赶海，他们沉默着，晒着太阳，嗅着他们早已经熟悉了的海的气味。一群群的海鸥就在海边不远处游弋，偶尔几只挣扎出水面飞翔几圈再落回去，继续它们的交谈。一切都显得静谧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