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杜月笙们的“鸦片政商局”
被“毒瘾”左右的民国——
鸦片是民国时期的“政治神经”，从张学良到杜月笙再到章士钊，民国精英的“毒瘾”差点改变中国近代史……
蒋介石、张学良们的毒品战争
中国人的“病史”由来已久，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它被后世所发挥的又着重于复古、礼教等糟粕的一面，所以当体制彻底被鸦片渗透时，整个政治舞台就变成一张巨大的鸦片烟榻。
张学良1923年开始吸食鸦片，而且瘾甚大。坊间因此流传一种说法，当年这位少帅因染毒被日本人要挟。张学良也尝试过戒除烟瘾。不幸的是，医官给他推荐的戒毒剂是吗啡。可想而知：他对吗啡形成了药物依赖。
齐邦媛曾回忆，父亲齐世英见到的张学良“身上打吗啡都没有洞了，没有地方下针了”。
1933年，没守住热河的张学良辞职下野。他的第一站行程，就是在宋子文的安排下和同样吸毒上瘾的赵四小姐住进上海一家德国医院，开始尝试戒毒。一种说法是，张学良被绑在床上，无论如何呼喊挣扎都不能再接触吗啡。而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昏迷了一个礼拜差不多”。
鸦片是民国时期的“政治神经”。
当时的众多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很多吸食大烟的，军队抽大烟成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一度打出了禁烟禁毒的招牌。但因为当时种植大烟的收入相当可观，地方军阀和政府为了军费和财政开支，对大烟的种植也是睁一眼闭一眼。
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但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2000万元的收入。自民国9年(1920年)开始至1949年，国民政府在湘西禁了30年的烟，收获甚微。
1935年起，蒋介石提出所谓“六年禁烟计划”，规定全国瘾民向官方登记，限制戒断烟瘾。但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蒋介石还与日本争夺毒品市场，聚敛毒资为“剿共”。
黄金荣到杜月笙：
青帮大亨们的鸦片政商局
上海淮海中路北侧有条新乐路，其82号便是诞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三鑫公司。三鑫是三个老板的名号，黄金荣，杜月笙，金廷荪。这家公司以黑社会帮会集团为核心，融鸦片商人，法租界当局和军阀势力于一体。
黄金荣6岁跟随父亲来到上海，江湖混迹多年成为上海有名的青帮“老头子”， 20年代初期蒋介石也来到当时正如日中天的黄金荣门下寻求“保护”。
在黄金荣的一生里，他和杜月笙的关系最为复杂。当年上海滩上抢夺鸦片最厉害的八个人物，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黄金荣怒气冲天又无可奈何。杜月笙却老谋深算，向黄金荣提出抢劫鸦片的主意，得到赞同。
杜月笙说做就做，立即招兵买马，网罗亡命之徒，很快就建立起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后来被人称为“小八股党”。伴随着一次次布置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的成功，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
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租界与军阀当局的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而三鑫公司乘机垄断法租界鸦片生意，因此大发横财。
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
民国文人们的“糟粕复古”
“有人发传单说我抽鸦片。我很气，但并不辩明，为要报复他们，前年我在陕西就真的抽一回鸦片。”这是鲁迅。
鲁迅吸毒，只是客串，陆小曼才算是“民国罂粟花”。对于陆小曼来说，吸食鸦片就像喝红酒一样，是一种品位的象征。而她吸食鸦片，徐志摩是不敢管的。1947年夏天，她创作一部约两万字的小说《皇家饭店》。创作过程中，因为鸦片烟瘾，几欲中断。
翻一翻民国旧事，我们能在当时的上海找到一大摞沾染上“阿芙蓉癖”的名人档案。譬如张爱玲的父亲与继母——这两位可是李鸿章的外孙和国务总理孙宝琦的女儿，或是“新月派”诗人邵洵美……
在民国时期，旧北京一些大公馆都有烟灯烟枪，家家喷云吐雾，民国时期虽然有禁烟令，但在执行中却大打折扣，警察明明知道这些大公馆吸食鸦片的事情，却不敢管。鸦片对社会伦理的恶性影响，同样发人深省。上瘾者“不问儿啼饥，不顾妇无袄”，倾家荡产，富者变贫，贫者做匪。
章士钊吃喝嫖赌，吸食鸦片，寄身杜月笙门下近20年，不但管吃管住，连吃喝嫖赌抽也一起管了。建国后，章士钊抽鸦片烟的爱好戒不掉，毛泽东特批可以继续抽，没有鸦片烟不要紧，“特供”维持。“文革”中，“革命小将”们抄家把章士钊的烟枪也抄走了。他马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第二天烟枪就被送回。
张狂不羁的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1928年在安徽大学学潮中大骂蒋介石，但他也曾在1943年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原因是磨黑产上好鸦片，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授。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