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博弈,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震荡
学者三人谈——
如今,中国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对“人口政策”的研究讨论,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已,并呈从学界向政界蔓延之势。历史关口,正在激辩。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
中国过去靠劳动力数量来创造“世界工厂”奇迹,接下来由“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是真正考验
老早在农耕社会中,生儿育女就不单纯只为传宗接代,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农耕劳动力。生多少个小孩,本质上是“多少张嘴”VS“多少双手”的拉锯问题,是人口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之间保持理性平衡的问题。说穿了,人口问题就是经济问题。
学界通常用人口抚养比下降来定义人口红利,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的人口总抚养比于2011年跌至谷底,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拐点时期,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社会。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中国丧失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就是人口红利期结束的表现。
美国《华尔街日报》评估说,与多年来经济双位数的增速相比,中国从2012年至2030年“日益恶化的人口情况”可能会令经济年增长率减少3.25个百分点。希茨和索金预测,未来20年,中国的年增长上限是6.9%,“在这个范围内,城市化、工业化和活力的持续性可能会与实际的增长一样,出现大幅降低”。
目前,根据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的调研,能够享受“单独二胎”政策的人大约有1500万至2000万人。经济条件和文化素质都会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这一两千万人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胎。因此,如果再不修改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可以通过放宽生育政策来延缓终结,但人口红利终归是要结束的,东亚好些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已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面对的真正考验是,怎么样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随着生育率的逐步下降,中国再也不能仰赖过去30多年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模式。
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人口经济学家曾毅:
面对老龄化和劳动力下降的趋势,人口政策调整背后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保障体制
回顾现行多数居民只允许生一胎政策历史,1980年的中共中央“公开信”被认为是源头。“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并称“30年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如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人口形势如“公开信”所言“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而人均期望寿命不断延长。同时,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巨大人群陆续步入老年,中国正面临着白发浪潮的迅猛冲击。到2050 年,中国的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将上升为0.42,是2010 年的3.8倍,这意味着,到时候,中国最需照料的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将从2010年的2000万迅猛增加到1亿。
快速而急剧的人口老龄化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包括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劳动力成本高涨,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 GDP中,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的转移支付比例越来越高,社会养老保险支付危机加剧,这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但人口政策调整背后的应有之义,应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只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人口学家易富贤:
将生育权还给老百姓,政府今后的角色是“公权保障私权”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已经随处可见,生育权利不平等现象凸显;因为只能生一个,民众更倾向于生男孩,这造成中国男女性别比不断攀升。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到4岁人口性别比为120∶100。由于时间上的滞后性,光棍危机还没有爆发。但从明年开始,随着24~28岁男性人口数量快速超过同龄女性,将出现超过1000万光棍,2022年超过2000万。
《尚书·泰誓下》说:“树德务滋,除恶务本。”单独家庭比例本身很低,并且很多已经生了二胎,在这次政策调整收益比例很低,调整计划生育政策还可以更加思想解放。比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湖北省长阳县、五峰县即便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根本就没有回升。因此,这次“单独二胎”对改善人口结构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的作用”,意味简政放权会进一步推进,各种之前的管制会放松。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即便彻底废止对生育的控制,生育率也达不到更替水平。今后需要出台有利于生育的经济、文化政策,保障公民的生育权利。中国过去的人口政策是“人口控制”,今后需要的是“人口发展”。
法律和正义的底线,应该以“人生而平等”为原则的。人有几个兄弟姐妹不是自己决定的。各种过渡政策违背了这一最基本的立法原则,意味着在制造新的不公平。人口政策既然已经“动”起来了,就应该一鼓作气,尽快将生育权还给老百姓,政府今后的角色是“公权保障私权”,这也应该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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