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陆焉识”的多重命运——王氏家族的家国叙事

　　诸城相州王氏，在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政治上是一家三党，王翔千、王尽美是山东共产党的创立者，王乐平、王立哉是山东国民党的元老与创始人之一，王叔铭后来成为台湾国民党的空军总司令;文学上也出现了一家三派：五四老作家王统照，红色作家王希坚、王愿坚、王力，诗人臧克家，台湾作家姜贵(王意坚)，相州一度被称为“作家村”。

　　王氏家族的文人们，政治倾向相异，时间、空间跨度较大，有意无意中在文学上呼应唱和，20世纪的大江大海，像一道伤疤，隔开了一个家族的文脉传承。

　　王统照的独立人格

　　提到王氏家族的文脉，首先要大书特书的是王统照。他是与茅盾齐名的大作家，是王氏家族后来的一系列作家的“鼻祖”。

　　作为一个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为人生的艺术家，王统照始终与自己家族热心政治的子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与王翔千是同族兄弟，两人曾一起吟诗赋词，王统照每次回济南，总是住到王翔千家里。而国民党那边的王乐平比他晚一辈，亦交谊深厚。但他在大动荡的年代，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立场。

　　那个政治汹涌的年代，王统照是极少能保持自己独立身份的知识分子之一。长篇小说《春华》，他没有选择党派鲜明的人物为主人公，而是选择了动摇彷徨的知识者王志坚为头号主人公。他看到的不是革命激情的高蹈与浪漫，而是对于普通大众而言的流血牺牲的不可避免，是战争的发动者“拿破仑”会被当作英雄来崇拜。《春华》发表于1936年，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未来革命的走向。

　　整个20世纪，我们听到的多是知识分子为各党派代言的声音，却很少能听到知识分子自己的真声音，而由王统照，我们终于能听到知识者自己的声音。

　　“反右”前夕的1957年，王统照病逝于济南。

　　王愿坚、姜贵：

　　两兄弟陌路天涯

　　王愿坚和姜贵，比王统照晚一辈。

　　王愿坚，斐声文坛的红色作家，多少人的中学时代是读着他的《七根火柴》、《党费》长大的，他编剧的电影《闪闪的红星》曾照亮一代人的青春梦想。

　　姜贵，本名王意坚，1937年参加国民党军队，后为汤恩伯总部成员。1948年全家到台湾，1980年逝世。一生著有二十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旋风》、《重阳》较著名。学者夏志清说:“《旋风》实在是中国讽刺小说传统——从古典小说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张天翼和钱钟书——中最近一次的开花结果。”

　　有人说，《旋风》可与大陆杨沫的《青春之歌》有一比拼，不过两者是左右相悖、红白得间，反着个儿来的。

　　王氏兄弟两人各自走上的不同的人生道路与一个人密切相关，那就是山东的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们的六伯父王翔千。姜贵少年跟着王翔千在济南上学，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参加并目睹了他们的早期党内活动，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是同班同学。

　　姜贵曾被王翔千派到王家的另一支、国民党人王乐平等在青岛创办的胶澳中学读书，原本希望他在国民党那边看看光景，做个卧底，没想到他趁势加入了国民党一边。

　　如果说，王翔千对姜贵进步的强烈要求加强了姜贵的叛逆心理，最终把他推向国民党阵营的话，那么他和他的革命思想却是牢牢吸引住了王愿坚。

　　1944年7月，年仅15岁的王愿坚参加了八路军。从此，王愿坚再也没离开过部队，最终以军人的身份盖着党旗去世，忠心耿耿地为父辈的理想奋斗了一生。

　　抛开争执之后的人性书写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王翔千的儿子王希坚。王希坚走了一条和王愿坚类似的道路，作品关注新中国社会的变迁。我们看到，王统照之后的一代，被明确分为了两派，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有人说在今天，我们只有借助姜贵才能读懂王愿坚，而借助王愿坚，我们也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姜贵。

　　值得一提的是，姜贵在台湾、在写作中，经常处于的是对过去的、故乡亲人的怀旧中的孤独感。他生活并不如意，晚景极为凄凉。

　　而王愿坚也在历次的运动中备受磨难，在土改时，山东极左的土改政策，不管他伯父是共产党创始人，因为他们是地主出身，他的父亲王振千就被扫地出门，姐姐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其后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王愿坚都没逃过挨斗的命运，《七根火柴》为什么没写成“八”根，都会给他带来一场厄运，地主黑五类的身份在文革中使他受尽劫难，因之性格更为内敛谨慎，噤若寒蝉。

　　王愿坚的女儿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自己有一个伯父在台湾，她说，要是早知有这么个伯父，我当兵或其他的前途可全都完了。也许正是他们的互相“不知”，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

　　其实，与其说姜贵是反共，不如说他是反对伯父王翔千，而那个年代，反抗父权正是“五四”以来青年人的重要思想潮流。只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历史旋涡中的政治家族，使他的小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而他小说里的共产党员，不但正派，而且高尚，是台湾那个年代难得的为共产党员的正名。其实，他更多的是一个自由色彩较浓厚的怀旧、怀乡作家，一个充满着离乡游子的苦闷情愫的知识分子。

　　就这一点而言，在这个家族里，姜贵难得地传承了王统照的衣钵，将文学与人生紧密结合，书写一个时代的悲剧。就这一点而言，政治、海峡隔开了距离，却没有隔开人性的光辉，以及对命运的书写。

　　(本文参考王瑞华著《隔海相叙：王统照、姜贵海峡两岸的家族写作》、《相州王氏兄弟作家的两岸人生》等。)

　　■延伸阅读

　　张东木、苗海南的悲情岁月

　　张东木：资本家、副市长，更是神采飞扬的运动员

　　说起曾经有过的万贯家产，晚年的张东木哈哈大笑：“我现在有的就是工资!一个月2070，扣除水、电，到手的大概有一千七八。”

　　从资本家到建国后济南最早的副市长，又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到政协副主席，张东木的经历大开大阖、跌宕起伏。

　　回忆解放初那段时光，张东木语气中透着自豪：“我这个副市长和其他民主党派的副职不一样，有实权，当时就两个副市长，我分管全市的工业。到哪个单位说起话来也是掷地有声。”

　　时任市长谷牧给张东木配了名挎着盒子枪的警卫员，他自己买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带着警卫员全市跑。市里要给他配公车，他不要，说：“我又不开车铺，要这么多车干什么?”

　　朝鲜战争爆发后，张东木捐献了一架飞机，是山东省以个人名义捐献飞机的第一人。“全市工商业者要完成13架飞机的捐献任务，尚有一架‘经理号’战斗机缺款5亿元(旧币)，有的同志主张再在工商界做一次动员，我当即表示：‘不要再叫同仁们麻烦了，这5亿元由我来承担。’”张东木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道。

　　对张东木来讲，资本家也好、副市长也好，固然得意，但从内心深处更得意的，却是当年神采飞扬的运动员生涯。

　　1997年香港回归，85岁的老人豪兴大发，组织了一场家庭篮球赛。此时，老人一家已是三十几口人，四代同堂。他让第二代和第三代对垒，自任啦啦队长并于赛前亲自上场示范，投篮准确率令儿孙目瞪口呆。

　　遥想当年，在济南一中上学时，张东木曾获1929年的济南市800米和1500米冠军，第二年代表山东省参加了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1930年以后，张东木到北平汇文中学读书，是篮球队、足球队、田径队的佼佼者。1934年，第18届华北运动会上，他一人独得4枚金牌和一枚铜牌并获径赛个人总分第一名。第二年，天津《大公报》将张东木评为200米和400米全国十杰之一。

　　苗氏家族的资本避风港

　　一个家族的商业传承，汇聚了各色人等的力量源泉，和当年的荣氏家族类似，苗氏家族创造了他们的辉煌。同时，他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个能让他们安静避风的港湾。

　　和张东木类似，苗海南同样是“商二代”，同样外出求学，同样临危受命，在民族危机和国内动乱双重打击下，在带领企业走出困境的过程中同样历经磨难。而在建国后，他们两个人同样作为“红色资本家”步入政坛，苗海南担任山东省副省长，张东木担任济南市副市长。

　　40年代后期，企业经营几近破产。1948年5月间，苗海南去了一趟台湾和香港，也想把工厂迁出。两地同样满目疮痍，市场萧条，遑论建厂的投资环境!加上对国家故土的眷恋，终使他从香港返回了上海。

　　建国后，苗海南曾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东省副省长等职。

　　女儿苗淑菊说：“父亲酷爱收集名人字画，尤其到了晚年，对字画简直达到酷爱成癖的地步。”苗海南收藏了不少珍品，原准备在他百年之后捐给博物馆，而这也埋下了灾难的种子。1966年，他以沉重、困惑和自责的矛盾心情顶着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的冲击。“革命闯将”冲进他的卧室，一把扯下挂在墙上的名画，付之一炬。他躺在病床上心痛欲裂：“不要撕，这是国宝，送博物馆!”屋里古瓷器被砸得支离破碎，屋外焚烧字画的黑灰飞扬，一直烧了两天两夜。

　　1966年10月3日， 63岁的苗海南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