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80年代：我们的“文化原配 ”

　　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西方100多年的学术在短短10年时空混乱地进入中国。它是中国的青春期，思想、艺术、文学，一派欣欣向荣，有无限可能。

　　刘索拉、王蒙：除了重建，你别无选择

　　对于刘索拉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场幻象。

　　她为电影作过插曲，出过盒带，在北京举行过独唱音乐会，1985年发表处女作《你别无选择》后，她被人称为现代派作家，可她没承认。

　　对于这一点，在1988年旅居英国后，她十分庆幸当时的坚持——“八十年代的中国有点儿像欧洲的十八、十九世纪——信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也就进入史册了，可等到国门一开放，一看世界，闹了半天，咱们大家都不过是能识字的红高粱秆子!”

　　英国的电视台记者问她，“我们英国人都不玩摇滚乐了。因为它不过是娱乐，你怎么还拿摇滚乐当文化。”刘索拉想到的是，“我们当时真可怜”。

　　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困局。文革结束了，潮流兴起了，但国门还关着。人们在国内被捧为大师，可到了国外却不过是“动物园里的一个进口猴子，人家看个新鲜”。

　　对于早已成名的王蒙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也处于困局之中。

　　一方面，王蒙开始大量发表文学批评，诸如“歌德”与“缺德”等，他的观点中规中矩，与主流思想同步。1988年，在敏感的觉察到文学开始失去轰动效应后，王蒙提出了“重建价值观”——“使我们自由起来的同时，重新亲切起来、热烈起来与崇高起来”。

　　而另一方面，他却发表了《冬天的话题》《十字架上》《球星奇遇记》等作品，他的文章中没有崇高与热切，反而带着一种无节制的极端化。

　　时至上世纪90年代，王蒙“季节”系列小说发表，狂欢体的写作的盛行，人们才懂得他在期间的困扰与探索。

　　张贤亮：《灵与肉》中呼唤“中国青春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作的张贤亮，在1980年发表了《灵与肉》，引起文坛关注。

　　在这部书名充满着欲望感的小说中，描写了社会与家庭的弃儿许灵均，在被父亲抛弃，母亡，被打成右派，经历十年动乱等一系列灵与肉的磨难后，精神得以升华的故事。

　　而在《灵与肉》的写作年代，反思文学正是主流思潮。张贤亮曾用《苦难的历程》里的三句话来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

　　《灵与肉》中，知识分子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痛苦折磨时的生存矛盾，恰恰也深刻反映了作家心灵的伤痕和矛盾。

　　于现实生活中，张贤亮在1957年，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他同许灵均一样，接受了对知识分子艰巨的思想改造，或可说，他小说中人物灵与肉的冲突也正是他自己灵与肉的冲突。

　　■观点

　　对话陈丹青：怀旧是为了再出发

　　□尹丛丛

　　《笑谈大先生》、《退步集》、《木心作品集》……民国范儿、80年代等怀旧话题一直是陈丹青热衷的范畴。作为80年代崭露头角的艺术家，陈丹青怎么看待80年代，怎么看待怀旧?不久前，陈丹青在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报告厅举行了名为《我在东北出了第一本书》的讲座。会后，本报记者就此访问了陈丹青。

　　《齐鲁周刊》：无论阿城、北岛、陈丹青、艾未未，查建英或者您，都有很长一段海外生活的经历。是什么让你们这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在80年代选择了精神流放?

　　陈丹青：当年严复在英国留学时与伊藤博文同班，严复的成绩永远超出伊藤很多。但是多年之后，伊藤已经领到日本帝国在甲午战争中击败大清，而严复只是翻译了天演论，成了知名学者，然后成为北大校长。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人才不多，而在于体制封闭。 在当时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卓有成就的文化人士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就是为了感知作为他者的存在，试图触摸一种异质的文化，与自己的文明相对的，或至少对自己文明的另一种的解构。

　　《齐鲁周刊》： 1980年您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评论说您最有力的阐释和无畏的尝试了当年的“文化寻根”。80年代对您重要吗?为什么文化精英大都热衷怀念80年代?

　　陈丹青：上世纪80年代的所有探索是真挚的，但都很粗浅，急就章，它知识填补了“文革”后的真空。80年代我在中国只待了两年，1982年移居纽约，后遇老师木心先生才完成了自己的”中国传统文学再教育”。

　　刚到美国，很失落，猛然发现我什么都不是。人家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文学，还有绘画。我很难告诉你80年代的反差：纽约的一切，西方世界的一切，没有中国的位置。

　　无论怀念民国还是80年代，基于的不过都是当下的回望，是反省也是自我批判。怀旧只是为了重新寻找精神源动力，只是为了再前进。我们想要的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重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