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山东:改革与大崩溃

　　19世纪末的甲午大败与接下来的改革，以致后来的大崩溃，山东成为中国的缩影;不管是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抗，还是试图自强然而无力回天，山东身上都投射了浓重的阴影。

　　丁宝桢：十年洋务运动

　　甲午战争之前，山东正行进在洋务运动的大道上。“中兴名将”丁宝桢正在孜孜不倦地对山东进行改革。

　　这位生活在旧社会，接触过新思想，未被同化，但心有所感的山东巡抚，先是创办了尚志书院，开设天文、地理、算术等课程培养专业人才;还于同治十年整顿了山东水师，并察觉到了水师中存在“船之不坚，炮械之不利”的严重问题，从而有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想法;1875年，他在济南北郊新城建起了山东机器局，开山东近代工业之端。

　　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心脏位置北京，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受命创建了北洋水师，并把舰队母港放在了山东威海卫。从海防大讨论开始，威海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丁宝桢也对自己所辖的威海赞不绝口。

　　丁宝桢调任四川巡抚后，所规划的八蜡庙炮台和芝罘山东庄炮台没有再建，烟台的海防建设自此陷入了停滞状态。山东成为甲午战争的主战场，甲午之后，山东的自强运动彻底崩塌。

　　传教士的双重面孔

　　1855年，黄河决口，在山东摇摆30年，原本山东经济的支柱——运河沿岸，变为灾区。山东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沦为中国最穷的省之一。这一局面，直到德国租界胶州湾之后，胶济铁路开通，济南自行开埠之后才有所改观。

　　穷困的山东，迎来了传教士。传教士普鲁伊特曾这样描述甲午战争发生时山东胶东地区人民的状态：“1894年，靠近海边的人都知道，‘外国’已经‘造反’了。但是，他们并不明白冲突究竟远在天边还是近在咫尺。”

　　在山东人民还未作出反应时，各国已然用平和的方式——宗教——瓜分山东，在开始，对于一向信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中国人而言，他们的面貌可信而又虔诚。据《中华归主》一书记载，截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

　　传教士改变了山东，19世纪末，齐鲁大学的前身，广文大学创办。兖州的天主教堂，神职人员使用四轮小汽车往返于教区，这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部小汽车。

　　侵略的目的图穷匕见，1898年3月6日，由传教士安治泰推动，德国租借青岛;1898年7月1日，英国又通过巨野教案强租借威海。传教士们搜集情报、制造借口;取得清政府颁发的官职，干涉中国内政;强占人民的土地房屋，利用德国驻军镇压人民反抗。在普鲁伊特描述中，他“从未听到过他们(山东人民)对德国强占领土表示不满”。可现实是，自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开始，义和拳此起彼伏，民教冲突越发激烈。

　　1897年至1899年间，清政府为此连换四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在众人的期待中登场。选择他的原因很简单，他有能力又有兵。

　　袁世凯、周馥：

　　无力回天的近代化

　　袁世凯不负众望。他一边遵守了清政府关于“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心惶惑”的建议，上任之初发表了六条训令，试图以柔克刚;同时，他并未放弃武力。

　　英国公使窦纳乐拿“胶州湾事件”来威胁袁世凯，袁世凯态度强硬，他回应：“我请领事先生不要再提那件惨痛的事件，因为这简直是纯粹的强盗行径!”最终，此事以英国方面让步了结。

　　坐拥部队的袁世凯不仅能够平息山东境内的骚乱，对外来的威胁同样是一种预防和震慑。也因如此，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西太后带领光绪帝、隆裕皇后等与部分王公仓皇西逃之时，山东这个义和拳的老家，反而十分平静。

　　两年后，袁世凯调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的续任者则是曾经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武备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的周馥，他不但延续了袁世凯的新政，在到任没几个月后，便坐着小船，顺小清河而下，转道烟台，最终登陆青岛，试图“亲眼看一看当地的境况”。

　　此时的德国力图要把青岛这个小渔村打造为“模范殖民地”。他们从德国请来一流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设计师，按照19世纪末欧洲最先进的城市规划理念，对青岛进行城市规划。

　　这显然是一次让他震撼的旅程，在参观完毕后，1904年5月1日，周馥和袁世凯这前后两任山东巡抚一起，联名上奏朝廷，请求批准济南、周村、潍县三地自开商埠，从而开启了济南乃至整个山东自主探索近代化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