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三千年，一部“无赖”史

　　按照鲁迅等人的理论，几千年国民劣根性可表述为：遍是流氓，一地无赖。没有规则，只有潜规则;没有契约，只有奴才和娼妓。无赖文化与官场文化的杂糅，催生的是全民皆享受“顺奸”，人人崇拜流氓，国民性的彻底低劣……

　　刘邦们的皇权文化：“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于丹曾讲过一个故事：古代一位混混买了三匹八吊钱一匹的布，付款时声称“三八二十三”而不是“三八二十四”，他竟然以颈上人头作担保说自己是对的，只肯付二十三吊钱。一位小和尚打抱不平，说如果“三八二十三”是对的，他愿意输掉头上的帽子。

　　众人请来小和尚的师父作主。没想到，老和尚沉思了一会，竟然说“三八就是二十三”。小混混不但用二十三吊钱拿走了三匹布，还得了小和尚的一顶帽子，老和尚却因此受到众人的鄙视与驱逐。小和尚愤愤不平，老和尚说，他的头重要，还是你头上的帽子重要?

　　“三八二十三”的禅宗故事生动贴切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如果你对“指鹿为马”典故一再在中国上演着熟知的话，又怎么会对一个“三八二十三”的计算方式感觉不可思议呢?你肯定想起了很多无赖的故事，《水浒传》中的牛二也是典型的例子。

　　谭嗣同在其《仁学·二九》中说：“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朱大可对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文化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颇为令人胆寒，那就是中国二千多年的所谓主流文化其实就是“流氓的盛宴”，一直遵循着流氓统治的原则。

　　想当年，头号无赖刘邦，在乡间当地痞无赖的时候，抢过儒生的帽子，就在里面撒泡尿;他爹被项羽抓住了，居然要求项羽煮了分一杯羹;逃命的时候，把老婆孩子都推下车等等。这样的举动直到今天仍未有人能出其右。当老流氓刘邦当上皇帝后，奴才文化、无赖文化、太监文化、犬儒文化、颓废文化、粗痞文化、骗子文化就和皇权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于是，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开国皇帝往往属于这样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因为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

　　官场和珅之怪现状：无赖和奴才的舞台

　　无赖文化进入官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场文化。有人说，华夏文明有多悠久，贪污历史也就有多悠久，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伴随着五千年的贪污史!

　　有关贪污之记载，远古至先秦，78起。秦汉至唐末五代，460起。宋代包公云：“黩货暴政，十有六七。”宋末，更是廉吏什一，贪吏什九。明代，《明史》载：“贪官污吏遍布内外。”清初，林起龙奏称：“今贪官污吏遍天下。”

　　明代张居正在其《张太岳集》中讲了一个故事：军队将校报军功时都要贿赂兵部的一个小吏，因为这名小吏负责向上司报送文书，只消在报告的关键处更改一字，就直接关系到军官们的升迁罢黜。久而久之，给这名小吏送钱便成为所有军官奉行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将这种相当暧昧的官场潜规则称之为“合法伤害”——“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是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贪中反贪古已有之，清代山东巡抚陈祖辉贪污，乾隆令浙江巡抚王亶望前去反贪。王反着反着，自己就私吞了一部分。事露，再派和珅前去反贪，和珅又私吞了王家一部分财产，并猎获王家绝色少妾吴卿怜据为己有。如此无赖，堪称“人中俊杰”。

　　无赖和奴才是相通的，在古代，哪里的奴才最为集中?当然是官场之中。

　　清人朱可敬的《瞑庵杂识》一书，记载了他的升官秘诀。那就是：“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当时，还有人赋词一首：“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奴才变老爷的最成功例子，可能就是高俅。高俅原名高毬，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无所事事，只知玩球。但正碰到一个也爱踢球的领导，所以就当上了太尉。

　　无赖贪官不仅自己做贪官，还要别人跟着做。晚清清官李用清不容于世，被免职回乡后，郁郁而终。他不知是否醒悟：在已是制度性腐败、结构性腐败的大清，贪腐已成为官场流行文化，他若不同流合污，就是官场公敌，必定会被无情淘汰。

　　权威主义性格：

　　全民皆享受“顺奸”

　　有一副对联说得够好、够无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

　　深黯“无赖文化”精髓的李鸿章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既然官很好当，在一些官眼里，不是你有没有才能干好这个位置，而是这个位置能值多少钱，你行贿的钱到位了没有?

　　专制体制强大的压迫之下，底层人的心理具有相反相成的两个基本的侧面，其一是对政治权威的极端畏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自我个性的强烈抑制;其二是底层人物对专制权威的渴望，普遍希望加盟于专制权威，改变自己长期以来卑微的地位和屈辱的命运。赖希将这种心理称为——“权威主义性格”。

　　这种“权威主义”的环境使儒家政治文化得以充分膨胀——最终使官僚和下层国民普遍实现娼妓化和流氓化，以此获得依附于专制权力的生存空间。

　　官僚儒生在塑造和崇拜“天人”合一的“道德王”时，只能对专横的权势者恭顺有加，享受于“顺奸”。就形成了俗说：“好人死得早，恶人谋世界”;“有奶便是娘”;“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人善有人欺，马善有人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此类民间俗语，均以妇孺皆知的方式塑造着国民日益成熟的娼妓和流氓人格。

　　鲁迅对国民性的分析中曾反复指出：受压迫的国民普遍具有的“便衣皇帝”的心理期待。而在这种国民病态中，同时具备皇帝性(流氓性)与奴性(娼妓性)。阿Q就是具有此双重人格的国民标本。双重人格国民普遍丧失自尊自爱，也丧失了互尊互爱;剩下的只是因不断受到“权威社会”刺激而日益弥漫的苟且和贪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