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三千年与无赖文化——中国“裸”官报告

　　官场三千年与无赖文化——中国“裸”官报告

　　潜伏中国：

　　118万“裸”官的贪腐突围

　　2013年的9月，注定是一个在中国司法史上刻下重痕的秋季。

　　张曙光等贪腐大案相继开庭，这些涉及高级别官员腐败的案件，如同从权力核心接连抛出的巨型线球，赋予公众丰富的解读空间。

　　近年来，“裸官”们接二连三落马，公众对此概念由陌生到熟悉，并发现这种属性已成诸多贪腐案件的“标准配置”。从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到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周金伙，再到率团考察法国时突发“腰突”滞留不归的温州鹿城区原区委书记杨湘洪，“裸官”加外逃的模式，不断被复制。有人形象地把这样的路径选择总结为“三部曲”：人走了(家属出国)、庙走了(财产转移)、和尚也走了(贪官外逃)。

　　2008年6月22日，新华社经授权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即中国第一个“五年反腐规划”。时隔十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安徽省芜湖市政协常委周蓬安一篇《还有多少贪官在“裸体做官”》的文章开始在网上广泛传播。

　　在公众的语境中，“裸官”一词得到普遍认可的定义是：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

　　社科院2008年的《法治蓝皮书》调查显示，46.7%的公职人员认为其子女可以拥有外国国籍或永久居留权，其中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均超过半数。如果真如专家披露，中国已有118万左右“裸官”，那么，这种群体性的选择，即便不是要为贪腐找后路，也显示出这一群体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期。

　　细分内涵而言，“裸官”并非等同贪官，但令人瞠目的贪腐实例表明，“裸官”距离贪官仅有一步之遥。这些人“赤条条来回无牵挂”，在国内当官能捞就捞，能贪就贪，一看风头不对，就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留下一堆乱摊子和一个个黑窟窿，为此耗费的司法成本更几乎是天文数字。

　　目前，有据可查的59人的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其中金融行业占据24%，人均携款近500万元。而这样的案件不仅相当普遍，并几乎成了一种趋势，成了一些贪官既能贪污受贿拿手中的权利变现，又能逃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时尚。

　　官场“野鸽子”的文化解构：遍是流氓，一地无赖

　　有人把“裸体做官”者形容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有退居的地方，也就胆大妄为，肆无忌惮，四处吃“野食”，能贪则贪，能捞则捞。一旦出现对自己不利的风吹草动，随时可以拍拍翅膀“飞”走，根本不用考虑“飞”走之后的影响。

　　在已是制度性腐败、结构性腐败的晚清，贪腐已成为官场流行文化，若不同流合污，就是官场公敌，必定会被无情淘汰。

　　当时做过户部司官的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载，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的年总收入为2061两银子，其他年份基本上在2000两左右，超过他官俸15倍还要多。不仅如此，他还对当时被称为“天下俭”的山西清官李用清讽刺道：“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受也。”不久以后，李用清由于厉行节约得罪同僚，被免职回乡，郁郁而终。

　　胡适认为，“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是官。正是这个制度，造就了以官为轴心和主要活动者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圈子——官场。按照鲁迅等人的理论，几千年国民劣根性在官场可谓淋漓尽致：遍是流氓，一地无赖。没有规则，只有潜规则;没有契约，只有奴才和娼妓。无赖文化与官场文化的杂糅，也催生了对于官场的文化解构：从李宗吾的厚黑说、鲁迅的奴才说到柏杨的酱缸说、吴思的潜规则说……

　　借用柏杨对中国“酱缸文化”的解剖来说：“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也。

　　林林总总的裸官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中一道独特、厚重、百态纷呈的文化景观。其实揆诸我们身边的种种，这种文化无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