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大学，我们在路上

　　■现实

　　“仁人志士”们依旧在路上，从朱清时到张鸣，从贺卫方到陈丹青，从蔡元培到周其凤，失望也罢绝望也罢，毕竟，每个人都在探索大学的核心价值所在。我们寻找最好的大学，是在寻找一种久违的大学精神。我们在历史中发现未来，在批判中找到重塑大学伦理的钥匙。

　　朱清时的大学“乌托邦”：

　　在“毁人不倦”的大学生态中撕开的一个新鲜的口子

　　6月22日，浙江大学校友会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表达对新任校长任命的诉求及期望。同时，网上另有一份公开信，反对上级部门调任重庆大学校长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虽然接下来浙大校友总会发布声明，称从未发布任何关于校领导任命的声明，但浙大校长任命风波依然引起强烈反响。

　　有媒体宣称：“大学教授终于公然以最温情的方式公开表达内心的愤懑，开启非暴力抗命的历程。”是一种萌动的大学独立精神的追求，我们乐见它能成为大学教育去行政化的曲折路途上的一块里程碑。

　　我们还记得5年前，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推出教授委员会，被称作是国内唯一真正能做到“教授治院”的正牌委员会。可是，当著名法学家贺卫方从北大转投浙大，委员会的10位教授一致通过，却最终还是遭遇行政阻遏，贺卫方最终留守北大。“教授治校”雏形初现的让人振奋，以及接下来折戟沉沙的无奈，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

　　对行政化的一次次挑战，虽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挑战本身依旧让我们迷恋。因为——对自由和真理的向往始终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价值。

　　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学?怎样的教授?怎样的校长?

　　在中国，仅成立几年的南方科技大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2009 年，朱清时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他的梦想是建一座中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让学生拥有一流的研究资源和环境，让教授拥有对学校的绝对自治权。2011 年，南科大的第一届“教改实验班”绕过高考，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了40多名学生。

　　多年来为南科大“鼓与呼”的教育学者熊丙奇评价，“南科大正像一只温水中的青蛙”。对此，朱清时回应：“改革的路径不是一条向上的直线，而常常是曲折的，前路有高有低，但最终必将攀登上顶峰。”那段时间，朱清时时常引用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为自己辩护：“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南科大采用的是“学院+书院”这种“父母双亲式”人才培养模式，类似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书院教育”。

　　早在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期，朱清时就说：“现在大学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强。大学本来是一个学术机构，运作起来一定是学术优先，就是凭职称定工资、分经费。可是如今，领导的核心力量不断加强，他们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用行政权力来干预。你要当个官儿，有权力就可以指挥这些。过去20多年，中国高校有这种变化。”

　　这位当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大学校长，被赋予了太多人文色彩。他道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很多时候却只能一个人支撑一所学校的未来。

　　2013年南科大招生手册上印着林语堂的一句话：(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群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房。

　　这句寄托了大学乌托邦梦想的箴言，让人充满向往，寄托了改造世界溯源的年轻人，也许会创造一系列的大师，一系列的成果。

　　张鸣说：“这样的大学太少了，它敢于说话，敢于向陋习挑战。这是在‘毁人不倦’的大学生态中撕开的一个新鲜的口子，让人看到些希望。虽然，一切还需走走看。”

　　贺卫方和陈丹青的“出走”：

　　“中国其实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

　　2005年，贺卫方做出了一个决定：停招研究生。

　　贺卫方说：“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教师最大的期盼和最美好的感觉，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得到，或者说得到的并不是英才而是庸才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制度就有问题，所以就需要我们想方设法地通过各种方式来推动制度本身的变革。”

　　贺卫方认为，大学的主人是教师，大学并不是如同企业一样的单位，那里有老板，其他人是雇员，或者像衙门，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我们的领导，教育部是我们的领导，不，大学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大学是一个自由人的自由联合，大学的教授们本身就是大学的主人。

　　贺卫方指出，“大学精神失落了，我们怎么去培养人，我们怎么样在培养学生的同时，使得教师自身也得到逐渐的培养和成长?大学精神的失落也导致所有有关学术和教育的制度环节弊端横生。例如如何选任教授，如何评价教授，教授在管理中的角色怎样?凡此种种，都是问题多多。”

　　在决定“停止招生”的同时，贺卫方还对“保送制度”提出了质疑。“保送生有两种，一种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保送;还有一种保送生是学生干部、特长生。”如果说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被保送尚属正常，那么，只凭学生干部身份而被保送则集中体现了保送制度的弊端。学生干部可能长于行政管理，但研究生重在学术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要混为一谈，其中之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庆幸的是，从2011年起，北大法学院硕士考试恢复到此前较为合理的模式，贺卫方开始重新招收硕士生。

　　相比贺卫方，陈丹青停招研究生后，彻底抛弃了大学。

　　30多年前，当陈丹青投考“文革”后中央美院第一届油画研究生时，当时切实贯彻“择优录取”的招生政策。他以外语零分、专业高分被录取。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外语考卷上写下“我是知青，没有上过学，不懂外语”，随即交卷，离开了考场。教育发展了30多年，这种现象再也没能出现。

　　陈丹青始终不能容忍考试表格中的分数顺序：政治，外语，然后才是专业。他直指这种顺序是“荒谬”的。因此，他的“第一炉”博士生全军覆没。由于政治、外语关卡，陈丹青长达4年招不进一名硕士生。而且他很快明白，这种“汰优制度”，20多年来全国艺术院校千万名老师早已司空见惯了。

　　陈丹青并未在批评体制时将自己摘出。他说：“我也是体制。我们都拿着国家的俸禄，我们的学院、画院、美术馆、美协、研究院，全是国家的，官办的。”20多年来艺术家身份地位的种种变化在他看来只有一项：“过去，官方对我们意味着他者，今天，我们就是官方。”

　　作为体制本身，我们每个人都在塑造着我们心目中的大学精神。

　　去年两会，张鸣有些兴奋。他一直认为高校行政化是中国大学教育的症结所在，而终于有人把“高校去行政化”一事提上议程。很多同行见到他都说：“你赢了，有希望了。”“可是，我还是输了。这事短期内在中国不可能实现。”张鸣一脸无奈地说。

　　扩招是“高校大跃进”，大学城是“养猪模式”，大学已丧失“阵地”和“守夜人”身份，逐步“衙门化”。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张鸣认为，中国的大学同质化极其严重，他说：“中国其实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

　　言必称“民国遗产”：

　　像享受空气一样享受寂寞和自由

　　到哪儿去寻找希望呢?历史是一把尺子，我们从历史中找到未来;同时，我们也在现实的考量中不断改造自己。

　　当代校长和民国时期的校长有何区别?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校长?谁在给我们丢人?

　　今年3月，周其凤卸任北大校长。北大校友、歌手陈思思在微博上盛赞周其凤与蔡元培齐名，“将载入史册”：“我认为在北大百余年历史上，有两任校长将载入史册：一位是蔡元培，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思想层面拓展了北大教育的广度。另一位是周其凤，提出‘共享北大’，‘让北大成为全国人民的北大’，在空间层面拓展了北大教育的广度。”

　　《化学是你，化学是我》可以媲美蔡元培的《简易哲学纲要》吗?《妈妈的油茶果》可以媲美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吗?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论，可以媲美蔡元培的《现代教育思潮》吗?

　　大学教授通过对学校教务、教学的民主管理，即“教授治校”制度，促进办学独立和学术自由，这曾是我们的一段光辉历史，是让人无限怀念的传统，更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原则和公认价值标准。

　　人们都在怀念西南联大，怀念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梅贻琦时代的清华。他们之所以让人怀念，无一例外是因为坚守了“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并以此而成为中国文化教育界的一面旗帜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见证。

　　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洪堡大学，在建校之初就确定大学的基本原则：寂寞和自由。教学与学术自由对内是互相宽容，对外是不受政治干涉，而寂寞，则要求教学者能够独善其身，不以功利为目的，而以追求知识与教育为崇高目的。

　　贺卫方经常追溯民国时期的著名大学：“现在的中国大学，如果要比较，不应跟50年代、60年代比，应该跟30年代、40年代的大学比。在那个时代，东亚最好的大学就在我们这里。比方说东吴大学，这所教会大学，本部在苏州，法学院在上海，那是当时东亚最好的法学院，美国人说那时全世界除了美国以外，唯一真正的法学院就是东吴法学院。”

　　“我们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我们今天的大学整个哪有30年代那样的一种学风，哪有如此高水准的教育模式?”贺卫方说。

　　“人才就是一个国家的品牌，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达芬奇之于意大利一样，”陈丹青说。但在他接触的西方人眼里，中国被分割成两个时代，一个是古典中国，有许多为世界所熟知的人才名片。但现代中国，只有毛泽东一张。他遗憾地提道：“我在清华任教的时候，发现校园里很少有赵元任、陈寅恪、王国维等人的痕迹。只有在谈到清华的历史时，这些人才被当作点缀被提及。”

　　陈丹青说：“中国的情况是，出不了人才不要紧，最重要的是不要出事。在这个前提下，谈人才是个伪命题。”没有人才、不尊重人才、培养不出人才的大学，其实只是一个代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