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家庭农场调查

　　现阶段，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注册方法、经营范围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还处于法律保护的真空地带。山东家庭农场的雏形早已具备，但都是以独资企业和个体经商户两种状态存活，处在婴儿时期。不可否认的是，家庭农场的出现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有农业秩序，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一番新的考量，它势必也会对几十年来“城里人”与“农村人”的身份认知产生深远的影响。总之，你爱或者不爱，家庭农场就在那里……

　　地从哪里来?

　　对农民而言，人即是地，地即是人，土地是农民身份认同的主要标志。记者本人是农村户口，所以直到现在村子里依旧有着一亩四分“人口地”，这就是我农民身份的实物证明，烧不坏，搬不走，丢不掉，踏踏实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是终生，我不会回去耕种这一亩四分地，因为我还要在城市里寻找我的机遇。等待它的或许就是土地承包，流转给家庭农场。

　　从这一点看，家庭农场的土地主要来自于农民变市民以及进城务工后的承包地流转，城镇化率似乎成为家庭农场发展的主指标。目前山东的城镇化率能否支撑家庭农场发展?

　　省城市化办公室副主任陈岩松博士告诉记者，2012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52.4%，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1.15%。这差数中间有9.8%，大约1000万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有工作但没有城镇户口，还是农民身份。

　　这并不是说山东目前不适合发展家庭农场，需要具体分析。山东半岛城市圈和济淄城市圈的城镇化率相较全省其他地区高很多，同时农民的非农收入也占较大比率，是适合发展家庭农场的。事实情况也证明这一点，记者从山东省农业厅经管处了解到，山东大部分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都位于这两大城市圈周边。

　　百强县邹平，距离济南一个小时车程。这里大多数人都在工厂里上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很低，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流转率很高。邹平县太和镇李勇一家人经营的农场占地740多亩，每年纯收入超过30万元。土地大多是农民进城后不愿意种流转给他的，需要和一家一户的农民签订转让合同。一部分地也是从企业成片流转来的，土地经营权从镇里获得。

　　这其中存在的一个隐患是，农村现行土地流转大都没有凭证，还是按照农村传统口头约定协议。李勇说：“都是庄里乡亲在一起种地几十年了，当初签订合同时候，谁也不知道有土地经营权证明这一说，现在想如果合同不到期，就有人想要回土地怎么办?如果乡镇里想收回土地另作它用怎么办?我现在是一边种地赚钱，一边心里七上八下。”

　　一边种地赚钱，一边心里打鼓，恰恰说明当下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记者从省农业厅经管处了解到，省农业厅正在探索家庭农场登记制度，将每家每户农民的土地进行登记，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一户一证。目的就是为将来家庭农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做好准备，探索建立家庭农场登记制度，农村土地流转将会有凭有据。

　　山东省农业厅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处表示，“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和服务”是今年山东农村经营管理工作的一大重点，将从贯彻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工作、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管理和服务、提升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能力四个方面重点推开。

　　由谁来种?

　　通过对“一号文件”的解读，不难发现，中央发展家庭农场就是试图通过规模的扩大，让农民全心全意从事农业生产，最大程度发挥土地规模效益。但是，现实情况是目前中国从事农业生产一线人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57岁。这些农民中大部分还是“半职业农民”，农忙时节回家收拾土地，农闲时节进城打工。剩下的“专职农民”只是一些老弱病残，没有外出打工能力的人群。

　　“老弱病残”和“非职业”成为当下农民群体的代名词。让这部分人群主导能充分发挥土地价值，创造最大经济效益的家庭农场几乎不可想象。

　　家庭农场到底应由什么样的农民执掌才会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

　　山东胶州鸿飞大沽河农场提供了一个范本。48岁的王兴迁作为胶州鸿飞大沽河农场主，用短短5年时间打造出规模超过5000亩的家庭农场，其中，粮食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土豆种植面积1500亩-1600亩，拥有大型农用机械30台。“我们虽然也还叫农民，但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粒汗珠摔八下’的农民。靠天吃饭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是职业农民，从事专业化的农业生产，种地都在驾驶室里完成。耕种使用免耕施肥播种机，施肥，播种，培土一体化操作，日耕地500-800亩。喷药机，一次喷射18米，一天能喷射五六百亩的农地，现在已经淘汰，改用飞机喷洒农业，5000亩地一袋烟功夫完成……”王兴迁又指着一台又一台的大型农用机械向记者炫耀功能。

　　在农业技术上，大沽河农场直接和省、市级科研所对接，一边是实验室一边是田间地头，理论与实践双向整合农业技术，定期培训，定期学习。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大沽河农场采取订单种植的方式确保农产品销路，缓解市场风险，农作物没有成熟就已经有买主，不管市场怎样波动，都能做到有赚不赔。

　　由此可见，从事家庭农场的农民必须要专业化、职业化，土地价值才会最大程度得到体现。在家庭农场道路中，如何培训、引导职业化农民，让农民种地种出专业，是发展家庭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否则，家庭农场模式或许会因没有合格农民而夭折。

　　一个合格的农民一方面需要知识与更超前的商业眼光，另一方面，还需要他们真正能够尊重这片土地，将自己身心与地气儿对接，完成从身份到身心的转型。

　　种什么，怎么种?

　　梳理近些年影响较大的食品安全事件，不管是从三聚氰胺还是“六合鸡”，绝大部分问题出现在涉农行业或者农产品本身。问题出在监管，也出在食品生产源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知名食品安全专家陈瑞爱教授提出，消除食品安全隐患，从源头出发，扶植家庭农场是可行路子。在这一点，烟台农民徐箴言、临沂农民牛德平二人的做法为之提供事实依据。

　　在烟台市牟平区，55岁的徐箴言投入300万资金引进澳大利亚全套鱼菜共生系统。简单来讲，它实现养鱼不换水而无水质忧患，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生态共生效应。问其原因，徐箴言只说两个字：安全。他告诉记者，做这种生态概念农场如果连最基本的食品安全都达不到的话，接下来面临的将是灭顶之灾。

　　徐箴言的做法是用高科技的方式来确保食品安全。而沂蒙山区大泉农场场主牛德平却反其道而行之，做复古农场，一切农耕回归自然，回归传统。所有农作物，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基因杂交污染的沂蒙山区土著品牌，施肥完全依靠于山中野草沤制的绿肥。当地土鸡、土羊在自家承包的荒山里自然放养，自行觅食，不进行人工喂养，即使有少量喂养，所投放食物也是农场自产粮食。记者询问为何不使用肥效更好一点的家肥时，牛德平反问：“我农场的野草能够确保纯天然，无污染，你能确保每个人的粪便里没有食品化学添加剂残留?”牛德平告诉记者，他一般不接待访客，也不搞农场旅游，因为外来人员越多，不可控因素越多，食品安全系数就会随之降低。最好的状态是，自然和谐共生，没有人为干预。

　　“现在的人在工业文明的道路上走的太快，以至于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我想做的是回到源头，回到自然。”牛德平如是回答做复古农场的动机。

　　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说明，不管是日益向前的高科技农场还是回溯拟古的复古农场，从源头控制食品安全是可行之路。

　　陈瑞爱同时解释说，农业生产安全不仅要确保原材料绝对安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肥料、施用方法都要确保安全。同时她也指出，这种全过程的保障体系并不是一家一户就能做到，需要有相应的规模和投入。而当下，家庭农场无疑是符合这种规模和投入。

　　在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下，由于规模经营的扩大，竞争对手的明确与集中，政府安全监管的目标明确，农场必须从生产源头到产品流出全程重视的食品安全，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获取更大利润。如果出现食品安全隐患，因为农场目标巨大，监管部门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获知农场一切关于食品安全隐患的信息，并且会随着调查的深入，竞争对手的攻讦而不断被放大。到那时，你失去的不仅仅是顾客，还有再也无法重新构建的顾客对你的食品安全信心，这将是农场的灭顶之灾。

　　所以，到那个时候，每个农场就会像徐箴言、牛德平那样自身就开始主动监管生产各个环节，谨小慎微，安全生产。这种自发安全监管比漏洞百出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要有效的多。

　　但是，山东省情毕竟特殊，地少人多，家庭农场生产的无公害食品不能满足本地区食品供应。同时因为无公害生产成本比较高，家庭农场将很有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特供的新渠道，或许并不能成为一种普适的模式。

　　资本下乡已汹涌而至，如果家庭农场只是成为中产阶级寻求放松娱乐，提供安全食品的小众化生产模式，那么为中国总体的食品安全提供一种解决方案的意义势必将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