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在1942

　　近日，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上映。冯小刚表示，拍摄该片的初衷是为了探寻我们民族性的根源，“这部电影就像是一面镜子，我们的民族需要这面镜子。”

　　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研究证明，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而权利的剥夺，一部分来自专制的暴政，另一部分却是自身奴性选择的放弃。

　　我们从1942，看到了历史，看到了未来。

　　这一年，被正史定性为抗战的相持阶段，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狂热逐渐消退，未来渺不可及，人们开始麻木，但对生存的向往依旧。1942年，是极为平常的一年，几乎很少有正史记载的大事件;这又是微妙中暗藏玄机的一年，它几乎改变了历史。

　　我们梳理山东在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小事，民生百态，截取大历史中的小片段，来展现那段岁月中的社会面貌。作为儒家文化腹地的山东，有着怎样独特的文明形态?山东人的性格呈现出怎样的光芒和劣根?时代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民族在大转折时期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活在“1942”的影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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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为什么善于遗忘?

　　我们总是发问：中国人为什么善于遗忘?

　　有人这样回答：因为他们经历的苦难太多，如果不遗忘，他们将无法继续生存。

　　1942年，河南爆发大饥荒，300万人死亡;灾难正在以另一种形式在齐鲁大地肆虐。

　　1941年和1942年，干旱席卷华北数省，山东也不例外。罕见的旱灾和虫灾，使得部分地区严重歉收，甚至绝产。又过了一年，靠近河南的鲁西地区，除干旱外，正在遭受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

　　日军制造了人类细菌战历史上最大的惨案。1943年8月至9月，日军在鲁西的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的卫河散布霍乱菌，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此次作战由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驻山东最高长官细川忠康具体部署。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军民们遇到了难以言状的困难……农村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景和‘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

　　从1943年8月下旬至10月下旬，鲁西冀南24个县共有42.75万以上的无辜平民被霍乱杀害——这只是部分受害区域的统计数字。

　　这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今天的我们仅仅只是被如此庞大的死亡数字震惊，难以想象当时的惨烈。可是当我们再一次走在鲁西大地上，寻找当年惨祸的遗存，却什么也没找到。历史好像一阵清风，吹过后不留痕迹。

　　1942年，八年抗战中看似平常的一年：刚刚打响太平洋战争的日伪正在疯狂扫荡;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在前一年的冬天落下帷幕，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来到了山东，然后在铁道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过津浦线，去往延安;国民党节节败退，逐渐成为山东的“少数派”;著名的《地道战》在这一年开始上演;远在南方的臧克家写下了一首长诗，纪念几年前为保卫聊城而战死的爱国将领范筑先。

　　1941年到1943年7月，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多次“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日军在山东的总兵力由1940年底的3.6万人增加到4.7万人，伪军增加到16万人;日伪据点由1940年的1156个增加到3700多个。

　　到1942年底，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大多被分割成小块或游击区，面积比1940年缩小了1/3，人口由1200万下降到750万;八路军兵力减少了1/4。

　　抗争依旧在进行。就在前一年5月，日军独立第六混成旅团旅团长土屋兵驻(少将衔)指挥日伪军800多人，对长清一带进行“扫荡”。在激战中，土屋兵驻被长清游击队击毙，他是在山东被击毙的三位日军将军之一。在整个抗战时期，有104名日军将帅死于中国战场。

　　山东“三国”演义

　　这是一段趣闻，却未必是事实。

　　1942年，马三立在济南剧场演出《吃元宵》，拿孔子寻开心，把孔子描绘成又抽大烟又扎吗啡的瘾君子，一身衣物和家具全送了当铺，好几天揭不开锅。演出结束后，令马三立吃惊的是：孔夫子第七十七代孙、袭封衍圣公孔德成就坐在前排正中观看节目。马三立急忙道歉：“这是个老段子，我父亲也说过，可不该当着您的面儿，不该这么放肆。”孔德成表情平静，微微一笑：“没事，这本来是一段笑话。”

　　我查了大量史料，均未发觉此时的孔德成会出现在济南的证据。而根据记载，抗战时期孔德成移居重庆。

　　致力于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并以儒家文明代言人自居的日本人，占领山东后便着力打造其尊孔形象。

　　长期以来，日本人认为，“春秋大义”在中国不复存在，“中国”不应是地理上的中国，而应该是文化上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就在日本。针对“华夷之辨”的观念，19世纪日本学者佐藤一斋提出，谁得到孔子之道，谁就是中心。网上有言论戏称，孔子才是侵华日军真正的精神领袖。

　　为给日军釜底抽薪，蒋介石在1937年便将孔德成接到了国统区，以避免第二个溥仪的出现。蒋介石特在歌乐山为其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邀他参加国民参政会。

　　国民党、共产党、侵华日军，三股势力在山东犬牙交错、此消彼长。

　　自从1937年将山东大半让与日本，国民党便丧失了在山东的正统地位。台儿庄战役的英勇不复存在，1942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早已成了“游击主席”。抗日战争初期，山东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约17万人，1941年后逐渐萎缩，至抗战结束时，下降为2万左右，与八路军从无到有，不断壮大，到抗战结束时发展为27万人形成鲜明对比。

　　1941年11月30日清晨，临沂大青山，前来采访山东军民抗战的德国记者、国际友人希伯被日军杀害，他被称为又一个白求恩。这是一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战役，使本来就处于困难之中的共产党政权雪上加霜。因为当时处在抗日的关键时期，报道极少，后来有人称“大青山战役使中国晚解放了一年”。

　　1942年，又一个德国人赫达·莫里逊来到山东，这位享誉世界的女摄影师游历了济南、泰安、曲阜，拍摄了大量照片，记录了山东各地人民的生活面貌。她让我们看到了当时日军统治下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

　　大历史与小命运

　　电影《一九四二》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自己作践自己的国民，连寇雠都不如，你还怎么让他们爱国?

　　历史总是重演，让人想起明朝末年。百姓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附官则寇杀之，投寇则官杀之，降满则汉杀之，保明则满杀之。现实的合理性是如此残酷，人们的选择是如此对立：每种选择都是为了活命，每种选择都是无所逃遁。

　　选择，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柄利刃，没有道义，唯有对生存的极度渴求和对他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如沂蒙惯匪刘黑七，一生曾投靠何应钦、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于学忠、日寇等，还短暂投靠过共产党。在夹缝中生存，不择手段成为无数人的选择。

　　1937年，面对日军的大军压境，韩复榘率兵逃跑，导致了济南、泰安的沦陷，使得黄河天险轻易丢失。我们观察历史会发现，每当面临民族战争，在刚开始阶段，山东很少会有大的阻击战发生。而当内战爆发，比如明代的靖难之役、后来的国共内战，山东往往会成为整个中国的焦点。是我们面对异族来袭时的软弱，还是麻木?是儒家文化过于讲求道统，而于民族大义却含混不清?

　　山区小县蒙阴，被十几个日军占领，抗战胜利后却统计出了3000多个汉奸。数字就摆在我们面前，他们或许就是我们的先人，我们身上流淌着他们的血。

　　在济南，日军建立的多处慰安所正在运行，娱乐业开始繁荣。不知亡国恨的商女，正在唱着她们的《后庭花》。老舍在遥远的重庆写下散文《吊济南》：“灰色的济南，可爱的济南，已被敌人的炮火打碎。可是湖山难改，我们且去用血把它刷新重建个美丽庄严的新都市。”

　　曾经叱咤风云的商业巨子们，历经无数战火，却在沦陷区逐渐丧失原有的商业地位，成了无头苍蝇。孟洛川于1939年去世，到了1942年，他留下的瑞蚨祥已经风雨飘摇，济南街头的瑞蚨祥牌匾逐渐暗淡。

　　这一年的寒食节，一位不甘为日人所用、从济南逃回家务农的父亲，为了给孩子们讲解寒食节的来历，从《左传》的《晋公子重耳出亡》中节选出一节，取名《介子推不言禄》，让孩子们熟读。“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的介子推感染了茅屋里挑灯夜读的父子，国破家亡的年代，让他们找到了精神慰藉。

　　这是一种在绝望中满怀希望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