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安：“我们的胃远远比思想深刻”

　　一个导演的“白鹿原”——

　　翻开《白鹿原》需要一双厚重的手，才能揭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即使白鹿原这样一个梦幻天堂，“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也基本是这片世界的常态。当下的人们虽无饮食之忧，但精神营养的摄取也正如白鹿原上的农民一样，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进化是否也面临着白鹿原的困局?

　　在第一次改编剧本的时候，一次饭局上，王全安问陈忠实，简单地说《白鹿原》是什么?陈忠实回答：习惯了几千年的意识崩塌了，然后我们就失去了方向。王全安说那就行了。这个时候，他认为电影可以拍了。

　　王全安在电影里隐秘地通过土地解答自己的历史观。“土地并不说话，但它一直就在那儿，你没来的万年前人家就在这个地方。每次都有人来找农民要粮食，不管是交皇粮还是交军粮，老百姓开始都还愿意，还会给双份……但这里面预示着一个问题，谁拿得少谁待得就会比较长，谁拿得多就待得短。历史是沿着同一个方向去了。”

　　白鹿原里的农民，处在乡村文明面临崩溃的巨变年代，每一场政治变革都使得这古老的文明做出牺牲。历来困扰乡村的匪患、饥荒和旱灾，“丰年吃不饱，灾年饿死人”也成为拥有丰饶土地的这片农耕天堂的常态。

　　白鹿原农民的消费支出十之八九用于食粮，不但很少吃肉，连蔬菜和调味品都很少。在有限的调味品费用中，食盐还要占据相当的比例，可以说，农民的饮食几乎完全是为了最基本的生存。小地主不但顿顿是杂粮，饭后还要“舔碗”，“大碗里残留着稀稀拉拉的黄色的包谷糁子，(黄老五)伸出又长又肥的舌头，沿着碗的内沿，吧唧一声舔过去，那碗里就像抹布擦过了一样干净”。至于肉食，只有白、鹿两家“大户”婚丧嫁娶，招呼邻里，大家才能吃上一点儿。诚如《白鹿原》中所言：“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在封建末日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白鹿原上农民虽然也将粮食送到市场，但却是为了交捐纳税、用细粮换取粗粮，维持本已不易的生存状态，这一出一进其中间受商人或高利贷者的盘剥，小农经济难以积蓄和发展，这或许才是白鹿原上农民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始终无法进化的症结所在。

　　《白鹿原》的价值就在于，里面不但能读到唱红打黑，还能窥见清末民初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

　　中国人饥饿太久了，对于大饥荒年代的记忆仍然保留着，在大脑里，在胃里，在见到食物之后分泌的唾液里。一个70年代生人形容自己的母亲——“无论是吃饭还是买东西，她永远都在抢，永远怕轮不到自己，晚了就没有了，她的人生就是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

　　作为一个美食爱好者，王全安曾用食物总结他的中国观：“当我们从过去赤贫的状态过来，尽管觉得吃粤菜如此莫名其妙，但是因为新鲜，以吃这个为荣、为自豪、为自信。但这二十年过去，我们都开始渐渐吃自己爱吃的东西，其实这就是一种回归，向自己的胃回归。”

　　王全安尊重食物，同时也尊重情欲的本能，连同土地，这三者成为了王全安牢牢把握《白鹿原》里农民性格的关键。

　　《白鹿原》里的宗族谱系图

　　□伯常

　　《白鹿原》中最值得欷嘘喟叹的，不再是那些显赫的历史背景，而是小说作者浓墨重彩描绘出来的几种人格类型。

　　白嘉轩：

　　以推行“乡约”为人生主旨，整个人格负荷着传统礼教色彩的族长;身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文化情致。同时，他也是一个终生不脱离生产劳动有着小生产者思维的农人。

　　白孝文：

　　作为白家的长子长孙，白孝文从一出生就被期望，将来可以成为一个不负众望的族长。可是结果并非如此，潜藏在内心的“堕落”在小娥的引诱下一触即发，抽大烟、败家……历经流浪和乞讨的苦楚后，他终于学会了不择手段和步步为营。

　　鹿子霖：

　　白鹿村第二大家族掌门，白鹿原的乡约，新时代的投机者。本身具有的劣根性让他对田小娥下了手，一辈子想当族长，因此与白嘉轩的争斗从未停止，被欲望牵引到生活的边缘。

　　鹿三：

　　白嘉轩家长工。他是白鹿原上最忠实礼教的男人，他因为看到白孝文苟延残喘的现状，甚至闯进破窑杀死了儿媳妇田小娥。但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这些品质不仅不能保全家庭，甚至让他最终因为儿子黑娃的所作所为上吊自杀。

　　黑娃：

　　原名鹿兆谦，系白嘉轩称为三哥的鹿三的大儿子，他一开始不安于现状出走，与田小娥由性生爱的畸恋，再到后来轰轰烈烈地闹革命，最后以土匪头子回归白鹿原后，为给田小娥报仇，亲手割掉了父亲鹿三死也不同意割掉的辫子。

　　田小娥：

　　白鹿原上的著名“荡妇”，生性本并不放荡，但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用身体的武器与周围的男权抗争。为救黑娃被鹿子霖“爬了灰”，和白孝文有了孩子，最终惨被公公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