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王朝的背影——郑和的礼品清单

　　15世纪前期，随着郑和强大宝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巅峰，在明朝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利诱”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65个，形成一个以中国的“中央—地方”的关系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概念图”。

　　郑和的贡品清单里，代表的是一个国力强盛、开拓进取、积极向海外发展势力的时代。

　　郑和代表一个时代：“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

　　1405年7月11日，一支27000人的庞大混合舰队离开江苏刘家港。在此后的30年里，郑和7次出海，最远曾到达今天非洲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史称“郑和下西洋”。

　　郑和船队不仅贩卖瓷器到国外换回宝石、香料、药材、木料等，还允许船员自己进行买卖。由于利润可观，东南亚国家的商人也跟着郑和的船队做生意。有资料记载，到印度时郑和船队已有800多艘船。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史书上说是明成祖希望“耀兵异域，示中国之富强”。

　　当时形成的朝贡体系便是有力的佐证。明成祖派遣郑和等出使西洋诸国，把军事威慑和和平外交相结合，造成浩大的外交强势，同时也是朝贡体系运作的强大动力：仅1423年就有16个国家的1200名使节来华，达到“太宗皇帝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

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

　　由于中国在地理上对周边的认识，虽然有东洋、西洋等观念，但“中华的秩序关系更占优先位置”;朱元璋在与桂彦良讨论“驭夷狄”之道时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

　　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以前，已经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包括东北亚、东南亚诸国，以朝贡贸易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秩序。

　　朝贡关系“概念图”：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

　　早在1393年，西藏的朵甘部族就向明政府贡马，表示对这个新生政权的支持，1412年，西藏的大乘法王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北京，贡上佛像和佛祖的舍利。

　　在此同时，日本对琉球、朝鲜;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明朝对待外国朝贡，一般采取“厚往薄来”原则，礼优有加。洪武四年七月，太祖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征税，“以示怀柔之意”。

　　永乐年间对诸国朝贡更加优待，有不少外国贡使不遵朝贡规矩，走私违禁物品，作奸犯科，皆网开一面。

　　永乐二年五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奏琉球国山南王遣使贡方物，至处州购买瓷器，法当逮问。成祖曰：“远方之人，知求利而已，安知禁令，朝廷于远人当怀之，此不足罪”。

　　明朝厚待贡使，对前来朝贡的外国贡使提供沿途粮料、车马、医疗等方面服务，一些因海难而毁坏的贡船，沿海州县官府出资修复。嘉靖《广东通志》谓有些贡船“当由福建而被风漂舟至者，如渤泥、流求，每加收恤”。

　　除了优待贡使，明朝还赐予夷王官爵名号，敕封外国山川，如永乐时就封日本山曰寿安镇国山。

　　朝贡体系的崩溃：

　　贡品里的时代变迁

　　明代以降，在与南洋的交往中，出现了大宗的贡黑奴现象。

　　如1388年：“暹罗(泰国)贡番奴”;“真腊(柬埔寨)贡象奴二十四人”——指专门饲养大象的奴仆。

　　正是贡品，把中国进一步推向世界，这时期，走进贡国的名单中的，出现了对中华这个泱泱大国来说还相当陌生的国名：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等。

　　如1613年，和兰(荷兰)贡刀、剑、马;1670年，义国(意大利)贡金刚石、珊瑚等，还有丁香、金银花露、大玻璃镜;1694年，俄罗斯入贡;1719年，英吉利入贡;1727年，葡萄牙贡方物;1764年，西洋贡铜人十人，能演《西厢》。

　　清朝中期，朝贡国减少到七个：朝鲜、越南、南掌、缅甸、苏禄、暹罗、琉球。

　　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朝贡体系的基础。直到1793年，随着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到访中国，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方才发生了全面的碰撞。

　　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彻底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