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与“无后”的百年斗争

　　生还是不生，这个最古老的问题在中国始终面临着最为困难的抉择和最为热切的关注，从胡适到费孝通再到马寅初，社会学界对于“一胎化”的论争始终不息。

　　胡适：

　　“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无后实在是宇宙之大德，以自己的一己之躯奉献父母，奉献社会，成为人类的送终者，自己最终却无人来送。”

　　受桑格夫人节制生育思想的影响，胡适自称“无后主义”。他“不但反对承继儿子，并且根本疑问‘为什么一定要儿子?’”主张两事：一曰，“无后”;二曰，“遗产不传子孙”。

　　胡适还主张“父母于子无恩”。他说，这一主张“从王充、孔融以来，也很久了”。

　　胡适1917年底留学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遂母心愿与江冬秀结婚，但他并没有放弃“无后主义”。1919年他将其升华为“不朽”的理论，著文《不朽—我的宗教》发表于《新青年》上，他把《左传》上讲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更新为“社会的不朽论”，影响很大。这一年他的儿子出生了，名叫祖望。他感叹道：“不要儿子，儿子来了。”于是在《每周评论》上登出了《我的儿子》诗，“‘无后主义’的牌子，于今挂不起来了”。“我不能不养你教你，那是我对人道的义务，并不是待你的恩谊”，“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顺儿子”。

　　虽然胡适随后又生一女，名素斐(不幸夭折);一子，名思杜，但他“无后主义”的思想并没有泯灭。1920年他的好朋友任叔永与陈衡哲结婚时，胡适擦拭起那块他已经挂不起来的“无后主义”牌子，转赠给一对新婚夫妇，送去了一副对联，“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费孝通：

　　“人类要生存，所以要生育”

　　1949年9月，费孝通的名著《生育制度》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学者潘光旦评价：“条理的畅达轩豁，剖析的鞭辟入里，万变而不离功能论的立场……”

　　相较于人们十分熟悉的《江村经济》一书，费孝通更满意《生育制度》。可见，该书至少在作者眼里是一块极其重要的界碑。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指出，只有在没有意识的生物中，才能说是上帝的“巧妙安排”，从性爱到抚育之间，以生物机能加以联锁。为生物安排了性欲，“使他们片刻的贪欢，造下了三生的孽债，将错就错的把种族绵续了”。但是这种安排在人类身上完全可以失去效力，人有能力不听命于本能，于是，“上帝”又为人类添加了另一样法宝，即社会，使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

　　“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路易十四的话言犹在耳。但按照费孝通的观点，人类要生存下去，不能单独谋生，“整个社会是一个分工配合的体系……需要新陈代谢……因此，人类要生育。”而生育之后要抚养，抚养需要父母双方，这个方式就是婚姻。“男女结合成夫妻，生出孩子，把孩子抚养成人，这一套活动称为‘生育制度’。”

　　如果说李银河在《生育与村落文化中》讲述了一个社会强制爱好生育的人们不去和减少生育的故事，那么半个世纪前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则讲述了一个社会强制不爱生育的人们去生育的故事。

　　马寅初：

　　《新人口论》与“城乡二元”

　　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倡“节育”，引发轩然大波。如今，离马寅初《新人口论》公开发表已经过去整整55周年。前20年，《新人口论》被看作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被批判封杀了20年，后35年，马寅初和《新人口论》成为我国人口政策的一面旗帜。

　　如今，面对人口问题的新挑战，我们有必要还原马寅初和《新人口论》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

　　“我的祖父每年都要回浙江老家嵊州，每次回去他都会仔细询问当地相关人员当年新添了几口人，死了几口人。就是因为上世纪50年代回去的时候突然感到家里人口多了，然后进行了调查，果然不得了。”马寅初长孙马思泽回忆道。在某种程度上，故乡是马寅初人口调查的起点和样本。

　　马寅初的基本逻辑是：搞计划生育，使农村人口减少，促进国家工业化加速，进而反馈到农业，促进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在坚持“城乡二元体制”的前提下，这个逻辑显得相当完美。

　　但事实上，从“三年大饥荒”惨痛的事实到1980年前后国家仍不得不每年进口粮食1000多万吨，都成为“城乡二元体制”不可能通过牺牲农民利益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证据——世界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通过坚持“城乡二元体制”来完成其工业化的。

　　近年来，一些学者和人口学界外的成员，对马寅初的理论提出质疑，甚至有极端的观点认为，马寅初的人口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正如学者梁中堂指出的那样：“马寅初的理论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而且学者本身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一胎化并没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