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苏联

　　那是一个全民迷恋苏联的时代，从文学到艺术，从服饰到行为方式，苏联式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可是，仅仅几十年后，这种影响便无处寻觅。我们曾经追过的苏联哪儿去了?

　　苏联文学里的红色偶像：人人都是保尔·柯察金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前，尽管街上的高音喇叭天天喊着“消灭帝修反”、“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可是人们对文学的审美取向仍然难以摆脱苏式革命英雄主义标准。很多中学生在那些作品中接受了最早的性启蒙，书中关于爱情的描写的篇页总是被反复观摩并且是最先破损的部分，一谈起保尔·柯察金，大家很快会把话题转移到冬妮娅身上，并且为作者后来让他们分道扬镳而忿忿不平。

　　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有一段，用典型的苏联方式描写孙少平和田晓霞确定恋爱关系：“晓霞也站起来，用手绢把眼角的两颗泪珠揩掉，从尼龙布挎包里摸出一本去年出版的《苏联文艺》，说：‘就在这上面。名字叫《热尼亚·鲁勉采娃》，作者是尤里·纳吉宾。’”

　　少平走过去，先没有接书，立在晓霞面前，浑身微微地抖着。

　　孙少平和田晓霞疯狂追逐苏联文学，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态。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孙少平“为冬妮娅和保尔的最后分手而热泪盈眶”，他“迷恋上了小说，尤其爱读苏联书。在来高中之前，他已经看过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眼下出的书他都不爱看，因为他已经读过几本苏联小说，这些中国的新书相比而言，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思了。他只搜寻外国书和文化革命前出的中国书。”

　　那个时代，人们喜欢把中国英雄和苏联英雄放到一起崇拜，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是马特罗索夫的翻版，刘胡兰、赵一曼与卓娅没有两样，向秀丽、吴运铎则是保尔式的英雄。

　　青少年崇拜的英雄，一定会有卓娅和舒拉，一定会有丹娘以及青年近卫军。当然最崇拜的自然是保尔·柯察金。一位曾经的铁路工人回忆道：“我在1960年参加修汉丹铁路时，担任工地宣传员，许多即兴打油诗里最响亮的词语就是‘我们是中国的保尔’。”

　　“布拉吉”与《喀秋莎》：与白桦林有关的日子

　　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白桦林、湖蓝色的亚麻和鹅黄色的向日葵、高耸的干草垛和白色的木珊栏、比锅盖还大的月亮以及湖边的篝火。泥土的腥气和干草的熏香会扑鼻而来，手风琴悠扬的曲调自远方传入耳际……

　　这是俄罗斯(苏联)文化在几代中国人记忆中留下的痕迹，那些定格的景物，总会让人想起一些人来。

　　社会上当时效仿苏联是时尚，男人穿花衬衫，女人烫发穿“布拉吉”(连衣裙)，服装面料还有苏联泡泡纱，大人们跳交谊舞，文化生活的活跃也是受苏联影响和熏陶。

　　曾去拜访一位老先生，推门进去，他正在看一本俄文小说。

　　屋里有轻轻的乐声，似有若无的。仔细分辨，应该是前苏联的乐曲。《红莓花儿开》?《小路》?《三套车》?老人冲一杯咖啡放在面前，说：“这是我自己磨的，加了一点伏特加，只几滴。味道是不是特别醇厚?这是我的独门秘方。”

　　问他是什么曲子，他说是《红莓花儿开》，“喜欢听吗?年轻时天天听，迷上了。”

　　“小时候我在东北，哥哥喜欢上个俄罗斯姑娘，就是我后来的嫂子。”老先生自顾说着，“嫂子教我说俄语，她像洋娃娃一样好看，说话像唱歌。后来她父亲去世回国奔丧，再后来，两边关系出了问题，从此天各一方。我喜欢嫂子。”

　　遥想那个年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只有调皮的男生偷偷的唱，因为老师说那是黄色歌曲。还有《三套车》、《喀秋莎》、《红霉花儿开》，悠扬婉转的旋律听后使人无比的沉醉，久久难以忘怀。而今，这些歌曲很多俄罗斯年轻人已经不会唱了。

　　胡蝶、梅兰芳的苏联之行

　　其实，苏联对我们的影响还要上溯很多年。早在上世纪30年代，体现劳动人民疾苦的苏联电影便影响了中国，《渔光曲》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片便与此有关。

　　1935年初，苏联在莫斯科举行国际影展，中国电影界首次被正式邀请参加国际电影节，由于胡蝶是中国参展四部影片中的《姊妹花》和《渔光曲》的女主演，因而成为代表团中惟一的演员代表。

　　作为中国影坛上第一位正式出国访问的女演员，胡蝶以现代中国女性演员的形象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一片喝彩。而1935年，梅兰芳对苏联的演出访问不但征服了苏联观众，还掀起了“中国京剧热”。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音乐堂，前来观看演出的人除了苏联戏剧界人士，斯大林、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等也莅临观看，当时国民政府驻苏使馆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梅兰芳在苏联国家大剧院的演出，是“外国戏剧家来俄者所未有之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