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孩子：两代人的留苏故事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很多中国人都记得毛泽东在1957年去苏联的时候，对中国留学生们的讲话。事实上，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这批人的父辈，如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也曾踏上苏联领土。而这些为实现拯救家国的梦想而努力的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中国的面貌。

　　中共高层的留苏运动：“亲生孩子”和“国家的孩子”

　　1920年代，很多中共日后的领导人在年轻时去苏联留过学，截至1987年，这些老留苏学生占中央委员会委员总数的7%。更令人瞩目的是，这7%的人占当时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受过大学教育人数的四成左右。

　　具有同样显著象征意义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在30和40年代把他们的亲生孩子送到苏联去了。

　　现在这些早期中共领导人成了新中国之父，他们开始把这个国家的孩子们送往苏联。在“亲生孩子”和“国家的孩子”之间也有交集。比如，除了刘少奇的孩子和周恩来的养子李鹏，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也在1950年代把他的女儿送去苏联学习，而叶剑英本人曾在1928～1930年留学苏联，还曾在黄埔军校就读。叶剑英鼓励女儿好好学习的家信广为流传。

　　1950年代和1960年代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作为“新中国”的显赫代表，与“苏联社会主义”中的普通人、各级机构与环境格局进行着直接互动。就字面意义而言，他们的任务是掌握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苏联技术。

　　从1948年到1963年，中国将大约8000名学生送到苏联的大专院校学习，占此期间中国留学生总数的80%。1950年代末，苏联的外国学生中将近一半是中国学生。大约三分之二的学生所学专业是理工科;军事、政治、艺术和人文学科的学生相对较少。

　　两代留学生的不同人生

　　1952年，在北京一所培训留苏中国学生的特殊学校，刘少奇告诉学生们，每个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相当于25个农村家庭年收入的总和。1921年，他曾在莫斯科短暂学习过一段时间，他告诫学生们：“要全面看待苏联，那里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但也有看不惯的东西，如妇女戴项链、宝石戒指等，苏联也不是什么都好，那里也还有乞丐、小偷、醉鬼。”

　　50年代留学生的经历与20年代老一代留苏学生迥然不同。刘少奇跟几个朋友必须偷偷穿越国境去苏联留学，而50年代的留学生成群结队地去，坐满一节节火车车厢，在象征中苏友谊新乐章的“莫斯科·北京”嘹亮乐曲声中到达莫斯科。

　　刘少奇当年不得不穿着苏联红军的旧军装，而50年代的留学生，有的在出国前就获得了能供5年用的衣服，还有日常需要的各种东西，甚至包括牙膏。

　　刘少奇和他的同学们也许会因为饥饿而无法专心学习，而50年代的学生们有时候却因为不喜欢食物的口味或者为了省钱买其他东西，自己选择不吃饭。

　　在20年代，留苏中国学生常常受布尔什维克党反复无常的摆布，甚至被卷入派系斗争，落得悲惨下场。此时，情况完全不同了。如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官方部门，以便管理留学生。大使馆的特别部门创建于1951年，直到现在还存在。

　　可想象50年代的留学生还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组织起亲苏派别。与此同时，苏联的政治情况也有所变化。当中国留学生在60年代公开发表反苏言论时，苏联当局只是在高层监视这些发展，从未单独惩罚过任何一个学生，而20和30年代的苏联政府则流放和枪毙了不少中国托派分子。

　　“只许父辈偷情，不准儿子恋爱”

　　20年代的革命者都已经成长为自己国家的领袖，他们开始限制中国青年在苏联所受的情感影响：所有正式颁布的规定都反复强调这一禁令，“在学习期间最好不要恋爱结婚”是比较温和的说法。

　　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在苏联一所专门培养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子女的特殊学校长大，并在战后就读于苏联的高等学府。在那里，他们恋爱，结婚，生子。刘少奇命令他的儿子女儿回国，并禁止他们的配偶(一个是俄国人，另一个是西班牙人)随行。这在亲密无间的苏联和中国以及两个革命之间划下了分界线。刘少奇强迫他已经怀孕的女儿离开丈夫独自回国，他对儿子的态度稍微仁慈一些。

　　1961年8月，一份克格勃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描述了1956年列宁格勒大学一位俄罗斯学生与一位中国姑娘相识相爱的情况。这位男子被派去边境城市海拉尔，姑娘在边境的另一边等他，并通过“莫斯科·北京”列车上的乘客给他传口信。当他们的计划被发现后，男子威胁说，如果他们不能团聚，他就要和爱人一起殉情自杀。克格勃为此建议中央委员会，如果该男子获得中国政府允许进入中国，苏联可以允许他离开。

　　这对不同寻常的情侣最终结果如何，已无从知晓，不过既然连刘少奇的孩子都不被允许把异国配偶带回国，恐怕他们不太可能说服中国政府。不管中国学生受到多少鼓励去跟苏联人交朋友，把他们当成兄弟，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把苏联人当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