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请喝“廉政咖啡”

　　3月1日下午3时，香港特首曾荫权出席立法会特别质询会，就“富豪、游艇、红酒、租豪宅”等一系列关键词引发的事件接受议员提问。而这将是香港廉政公署成立38年来，第一次调查它唯一的上司、政府最高首长。

　　“香港的成就建基于我所指的智慧支柱，即是，法治精神、公平竞争环境、廉洁的政府、资讯自由流通及个人自由。”曾荫权曾如此言——而如今的被调查，也许正凸现出他口中的“香港精神”?

　　众所周知，香港是“全球最廉洁城市”之一，一个当年的边地渔村，何以能在短短一百多年内就跃升为世界级自由贸易港、全球金融中心、一度能与美国电影城抗衡的东方“好莱坞”?“自由+法治”=“繁荣+稳定”，这是金庸先生的精练陈述。这位想象力汪洋恣肆、政治观点却古典保守的武侠小说家和名报人，“自由”和“法治”，同样构成了他终身服膺的价值观的基石。

　　从晚清开始，一代代仁人志士开始了艰难探索。林则徐、魏源时代“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掌权后开始造船设厂，却固守文化本体论，要“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及至甲午海战一开，堂堂北洋水师，竟被蕞尔小国日本击溃，这才激得康梁派维新分子不顾保守势力的攻击，倡言变法，主张全面引进西方的制度文明。

　　可惜帝国已大厦将倾，时不我与，革命思潮四下传播，辛亥革命一起，满清政府固然垮塌，中国也已陷入四分五裂的政治危局。

　　又是半个世纪过去了，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能够和平崛起。但对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暂时的物资丰足是不够的，要想实现国强民富，有赖于全体国民的辛勤劳动，特别是政治家们的智慧运作，但长久之道，还在于全社会能遵奉普世性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符合中国实际、又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制度文明。

　　140多年前，留学英伦的严复先生在深切的观察和思索后，向首任驻英公使郭崧焘感慨说：“英国的强盛，其实就在它的法治。”今天，这一观点越来越被更多有识之士所接受。

　　香港的廉政公署，其精确的制度设计，某种程度上讲，正奠定了今日香港胜出的关键性基础。1960、1970年代，香港政府的灰色运转，公职人员和警察的贪污腐败，至今还令人诟病。然而，1974年廉政公署的成立，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是才真正迎来了1970、1980年代的黄金时代。

　　廉政公署是怎么运转的?其制度安排如何科学有效?这一独特、独立的制度设计，怎样能融入到更广阔的香港政制体系中而不相互抵牾?其权力自身又是如何被制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