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最近，与哈佛大学有关的两个80后青年，改变了世界。

　　一个是辍学生扎克伯格，一个是毕业生林书豪。

　　1984年出生的马克·扎克伯格，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创办人，被人们冠以“盖茨第二”的美誉，哈佛大学计算机和心理学专业辍学生。

　　2月2日，Facebook提交IPO申请，拟融资50亿美元。按Facebook IPO市值1000亿美元计算，他的财富可能增至284亿美元，能在2011年世界富豪榜排第九名。操纵千亿帝国的扎克伯格，按年龄平均算，将是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人。

　　扎克伯格的意义在于，“他完成了一项此前人类从未尝试过的任务：将全球5亿多人口联系在一起，并建立起社交关系。”他同时成为《时代》周刊1927年以来最年轻的年度人物。

　　2月17日，1988年出生、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林书豪同样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林书豪席卷美国的同时，也席卷了中国，刺激了无数国人的神经。

　　于是我们想到比尔·盖茨，想到乔布斯，想到奥巴马，想到从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以来，无数怀揣美国梦的年轻人怎样改变世界。

　　死于伊拉克战火的战地记者迈克·凯利，以他的行动奠定了他在世界新闻界的地位，还在年少时，他便发出了内心的呼喊：“我渴望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大多生活在被比尔·盖茨，被乔布斯改变的世界里。他们的共同意义在于，个体的创新或变异带来种群的进化。

　　乔布斯留下三大精神遗产：1.创新精神(或者反叛精神);2.跨界思维方式(东西方跨界，左右脑跨界);3.改变世界的使命感。

　　人们搭手瞭望：中国的乔布斯在哪里?当韩寒挣扎着冲破体制的束缚，当姚明在别国的土地上成为一种符号，当李娜抛弃规则走向世界，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的乔布斯在“逃离”的路上。

　　作家龙应台早年留学美国，看见美国的年轻人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她实在觉得不可思议：“这样没有历史负担的人类，我不曾见过，我，还有我这一代人，心灵里的沉重与激越，是否有一个来处?”

　　从梁启超、周树人到龙应台，再到我们，都是一些无从轻松的人，我们总是被一些无解的使命追问，被一些没有着落的理想驱赶。我们总是少数。当代的许知远写下“一份《新青年》比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纺织公司更有影响力”时，四周溅起的仍然会是一片嘈杂的不解和不屑声。

　　美国大片中，年轻人拯救世界的永恒主题，到了中国，一律变成了庞大的组织拯救迷途青年……创新和叛逆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不靠谱。

　　鲁迅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然后他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100多年前，梦想在梁启超的海船上曾复活过：“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壮哉，我少年中国。”

　　改变世界，其实是改变我们自己，改变一种固有的文化生态。国人扪心自问，这过去的100年，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改变了什么?这未来的世界，我们期待着去改变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以“致富”为惟一生存准则的时代，丛林法则和达尔文主义的盛行似乎是一种必然。但是，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去呵护住最后那点理想的火星，总归要有那么一些人用夸张和尖利的声音去引导精神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