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流浪？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尤其跨入全球化大门之后，就一直面临这三个问题。答案在中国农民。城市化摧枯拉朽，人人都想成为城市体面的一份子，在城中扎下根来，获得幸福、尊严与好未来，直到他们碰到都市的残酷与冷血。——回馈农民，城里人需要利益让渡;不是凭一时良心发现，而在制度设计。而从观念上解开“农民”这个称谓的死结，更需要勇气和久违了的传统道德力量。

　　投奔城市的原始商业冲动：仅仅是“钱多、人傻、速来”?

　　“一个想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的人是不幸的。”N年前，米兰昆德拉如此断言。

　　而当今中国，城市化摧枯拉朽，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将突破50%的关口，每年有2.26亿乡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和进入城市就业。”

　　有人说城市化就是水泥化，城市要经济化要CBD化、开发区化。于是就有了拆迁、回迁、就地上楼。陈丹青称之为“抽血式”：“好多城市绿化不是连大树都给你挖来了……凭什么?”史上最牛钉子户在重庆，将五星红旗插在已成孤堡的屋顶，多少显得壮烈。

　　从无地可种到有地不种，中国农民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进城务工两大历史潮流。在物欲时代，当成功成为一种毒药，城市成为寻找自我救赎的心灵道场。

　　这个时代的人们，有千万个梦想和同一个梦中情人——都市。光提名字就闪闪发光，聚集着权力、名声、财富、美貌和才华的传奇，有着最好的资源和最多的机遇。北京举办过奥运、上海经历过世博、广州巨资迎来亚运，北上广与世界同步，靠高房价获取红利、靠户口高门槛集聚精英，靠高物价挤掉流动人口——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大凡过年，农民工返乡退潮，城市里便空空荡荡，早点没处吃了，小商品没地买了，娱乐场所只剩下KTV了，休闲也无处可去，没有人送水送煤气送外卖送快递。在城市循环体中，他们是城市的一部分，进城、务工、得到承认、实现价值，不仅是他们和城市的关系，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的构成。

　　早期手机流行的段子说“钱多、人傻、速来”，不正是农民投奔城市的心态写照么?

　　我们在京沪穗深所见的蚁族和落魄者，其实都是怀着希冀的人。他们有梦，只是暂时没有找到用武之地大展拳脚。他们孤身勇闯大都市，比许多凭关系就业的人、自认不行而退守家乡的人更有勇气。他们对古老而鲜活、庞大而凶险的大都市，有着撕心裂肺的爱：

　　“我在这欢笑我在这哭泣，我在这活着也在这死去，在这有太多有我眷恋的东西”——汪峰的《北京北京》，唱的就是这种情结。

　　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本质上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而不是城市原有人群自拉自唱、自我拔高的过程。北京人管外地进城找财路的叫“老遢儿”，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儿”提供——为特供京城用水，周边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来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制度与利益垄断：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新中国成立头8年，国家对公民居住和迁徙没有限制，允许公民在城乡、城镇之间自由迁徙。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

　　1958年1月9日，新中国第一部《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详细的制度安排。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户籍制度由此建立。

　　城市是一种出身。河北燕郊小区外竖着偌大广告牌：“没有户口，怎么上好学校!”。北上广的户口人人都知矜贵，所以早针对你设下城市门槛——你说你属于这座大城市，却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你说你拥有这座城市的房子，其实距离市中心20公里;你说你在这个城市创造了人生价值，其实存款还不如二线城市的公务员。

　　任志强大发“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论，道出权力精英的心底话。问题是，阻止农民进城就能造就“高素质”城里人吗?

　　工农剪刀差剥夺了农民收益，人才剪刀差则抽走了乡村精英。当兵、考学、打工，村里的能人到乡，乡里的能人到县，县里的能人走省城，省城的能人到京沪。

　　2005年，中国结束了长达三四千年的农业税政策。但无形成本似乎并未减少。所谓农村人口素质低，除了精英离乡之外，还有教育资源奇缺。“我看了网上那些代课教师给我的留言，那真是‘血淋淋’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向传媒感慨。这个经济发达省份乡村教师月薪平均不过三四百元，“一个月吃不上几斤猪肉，一辈子买不起一套房子”。

　　教育问题成为一套经典的讲述模式：全家人供一个最聪明的孩子上学，其他的兄弟姐妹养家糊口挣学费。这造成另外一个负担，当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肩上不仅扛着自己的前途，还有对一家人付出的回报。所以，农村的孩子进入城市勤奋、上进、敏感、自尊。还有一点，就是活得累，他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活，他要为一家人而活。

　　做城市人，是几代人正在进行的奋斗，不仅是70后、80后，还有90后。

　　“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尤其跨入全球化大门之后，就一直面临这三个问题。答案在中国农民。三代造就“城里人”之后，中国人“生命树”的根基仍深深扎在泥土里。“中国在本质上是乡土的”，“城里人”只是变了种的“乡下人”。

　　我们向前苏联人学习工业化，向美国人学习市场经济，向法国人学习时尚。其实最应该学的是爱尔兰那样“诗人与农夫”的国度。

　　如今，苏联这个国家的概念都荡然无存了;美国没有历史，他们最好的市场制度与经验今天也需反省;法国时尚，他们工匠比中国工匠如何?法国人、意大利人的那些“玩艺儿”能与唐宋元明清的手艺相提并论吗?若说奢侈品，中国人做出的才是顶级奢侈品。若说时尚物件，出口西欧的景德镇瓷器是当时最大的时尚。

　　两千多年前，一帮中国农民研究出一套待人处世之道，后称国学。国学即为子当孝、待人以信的“人学”，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道学”，其实质都是“农民学”——是祖上世世代代与人、与天打交道历练出来的学问。主题是敬畏与感恩，今天中国人失去了这两样东西，农民祖先则视为为人处世之道的法宝。

　　中国走出去的企业案例都是TCL、联想等的不成功或尚未成功类型。可早有香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和台湾王永庆的台塑集团“走出去”了，他们靠现代企业制度，但根基是传统农家的家族制。

　　爱尔兰开始在中国传媒上宣扬“创意立国”之道，但其根扎在“诗人与农夫”的土地上，那个诞生过诗人叶芝、小说家乔伊斯和歌手恩雅的土地。中国的乡村也曾是诗意的土地。

　　国学大师梁漱溟的“新农村图卷”强调精英回归。他反思说，学习西方的过程，先是学技术，再学制度，学来学去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没学来，中国自身的优势却丧失殆尽。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农村破产”，因此他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从农村开始。梁认为乡村重建应建立在恢复乡村的传统价值。这个“最后的儒家”，这个倔老头将被证明是有远见的。

　　网上流浪诗《我们都是农民》唱道：“此时，青山与绿水在等待/百鸟与虫兽在等待，座座静立的老屋在等待/父老乡亲也在等待，等待我们共同的话语/我们都是农民”。

　　我们为什么流浪?“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